给定资料
1．2013年9月15日，在武汉市白沙洲新城，几位入住于万科“金色城市”的居民向记者抱怨：按照规划，附近的白沙四路、白沙五路等道路在2009年就应该通车了，但截至目前还没建成。记者从武汉市洪山区政府了解到，建设资金应该来自武汉市建委、武汉市城投公司的白沙四路等道路，因为城建资金紧张，2013年“暂无建设计划”。
白沙洲新城道路项目遭遇资金困局在武汉市并非孤例。记者调查得知，这座以“满城挖”著称的中部城市，在建设工地密度增大的同时，地方政府已是债台高筑。
根据武汉市城乡建设委员会的最新统计数据，2013年武汉的工地数量高达ll012个，这座面积为8494平方公里的城市，工地密度达到l．3个／平方公里。同时，记者从财政部湖北专员办获得的《对湖北省武汉市本级地方政府性债务管理的调查与思考》(下称《调查与思考》)显示，截至2012年6月30日，武汉债务余额为2037．05亿元，债务率已经超过最高警戒线的l．5倍。上述报告还显示，武汉市2013年需要还本付息310．59亿元，2014年则达到311。76亿元，相当于最近两年每天需偿债l亿元。
在此背景下，武汉“城建攻坚五年计划”资金压力巨大——截至2013年7月底，这项投资总额8000亿元的计划，累计完成投资l873亿元，还有6127亿元仍然没有着落。
以2009年提出建设“中部地区中心城市”为标志，武汉在不断拔高城市定位的同时，不断加码城建计划，白沙洲新城道路项目的遭遇只是从侧面反映了武汉市政府城建计划面临的资金压力。
据记者了解，国务院于2010年批复同意武汉建设“中部地区中心城市”，但到了2011年年底，武汉又提出对标北京、上海、广州等，建设“国家中心城市”。到了2013年年初，武汉又提出了建设“祖国立交桥”、成为“世界城市”的目标。
伴随城市定位的提高，武汉城建计划也不断加码。根据武汉市“城建攻坚五年计划”，从2012年到2016年的5年时间内，武汉市计划投资8000亿元，全力建设城际铁路、港口、机场、地铁、四环线、二环线、排水等基础设施。但截至2013年7月底，武汉市累计完成“城建攻坚”投资l873亿元，还有6127亿元没有着落。
城建计划不断加码的结果，是建设工地的不断增加。2011年，武汉市已经成为全国最大的建筑工地，以5000多个建设工地同时开工“享誉”全球。
两年过去了，武汉的建设工地增加了l倍。未来几年，武汉市的建设高峰还将持续，建设工地遍地开花的局面不会改观。
2．大拆迁、大造城……一些地方打着城镇化的旗号，大拆大建、“大干快上”，引起多方关注。专家T呼吁：推进城镇化，必须防止大拆大建；要破除一味贪多求快的急躁心理，避免城镇化演变成为追求政绩、好大喜功的“形象工程”。
在我国加速城镇化的进程中，一些地方急功近利，大搞“破旧立新”“拆旧建新”，实质上是无序发展。
“加快发展和加大建设力度本身并没有错，但一些地方城镇建设暴露出的问题着实不少。比如不搞科学论证，不顾实际情况，仅凭长官意志和‘拍脑袋’，漠视群众利益和呼声，随便拆迁建新区，换一任领导就随意调整城镇规划，建设不考虑长远后果，只顾眼前出政绩。”专家T对此深表忧虑，“大拆大建浪费惊人，才盖好没几年的楼就拆了，浪费太多资源，看着让人心痛!”
在推进城镇化的幌子下，一些百年不倒的古建筑，一夜之间就被铲成一堆残砖碎瓦。用不了多久，一栋栋钢筋混凝土建筑就拔地而起。专家T介绍，最近几年，他去一些古城调研，每次发现的都是“旧貌换新颜”，历史建筑大多难抵地产热的冲击，湮没在商业化的大潮中。只要是对历史有着深厚感情的人，每每见此等大拆大建场面，无不痛心不已。
造一座新城，举债动辄几十上百亿，而又不注重产业发展和配套设施建设，结果造出的不少是。空城”，遗患无穷……在现实中，一些地方政府的“大手笔”以及由此引发的不良后果，引起越来越多的反思和批评。
专家指出，一窝蜂似地“圈地”和“造城”，不仅耗费和破坏大量资源，而且违背经济社会发展规律，“大手笔”最终可能沦为“大败笔”。这种完全由政府主导的以“大拆大建”为特征的城镇化，充其量只是政绩簿上的城镇化，必须高度警惕。
专家M指出，城镇化不等于大拆大建，要注重城市全面发展，特别要在“软件”和规划管理水平上下功夫，应把发展思路理清。城镇化并不单纯是建城这一件事，也不是投资大跃进、房地产化，而应坚持规划先行、因地制宜，城市中要有完善的基础设施、良好的生态宜居环境、更均等的公共服务和更好的就业机会。
有些城市提出“做大做强”，于是就在扩大规模上做文章，以为规模上去了，效益就上去了。但是，世界城市发展的经验告诉我们，城市规模并不是越大越好，“做大做强”应在增强经济实力和竞争力上下功夫。如德国大、小城市的基础设施几无差别，产业布局也相对平衡，很多跨国公司、著名学校就在小城镇上。因此，不能一边是高楼大厦、霓虹闪烁，一边是低矮棚户、烟雾笼罩。要科学规划城镇空间布局，既要避免农业转移人口在大城市过度集聚，也要防止小城镇遍地开花、盲目扩张。防止大拆大建，应向科学规划、精细管理寻“药方”，重要的是提高城市管理水平。建设新城与保护旧城并不矛盾，要遵循一种新的城市发展理念——保护就是发展，保护也能发展。政府要少些“破旧”思维，多些包容心态，保护、开发、融合的思维方式，是城市建设者应当拥有的。
随着时间的流逝，城市的一些历史街区和古建筑难免会陈旧退化。它们看起来很旧、很土，可其历史文化价值却在不断上升，有的很可能是无价之宝，拆掉了、毁掉了，就再也无法恢复。现在有的城市一方面无情地毁掉古的、真的、有价值的东西，另一方面却又花大价钱建仿古的、假的、没有文化底蕴的“古董”。事实上，应在全社会树立一种观念：开发是政绩，保护也是政绩。把一座历史文化名城保护好，把一处处历史性建筑保护好，功德无量，造福千秋。
城市文化是城市的灵魂，是城市全面发展的推动力。一些城镇只注重圈地盖楼，而忽视文化内涵。大兴土木、大拆大建，表面上看起来高楼大厦拔地而起，实际上缺少文化底蕴，毫无特色和文化品位可言。有些城市的新建筑与周边的山水格格不入，设计粗糙，看起来毫无美感，更像是一堆建筑垃圾。专家D认为，城市的特色在于差异度与个性，要在城市文化、市民习俗、消费取向、产业聚集等方面创造独特的城市品牌。特别是一些历史文化名城、特色小镇，要千方百计保护好传统文化根脉，使其得到传承发扬，留住地方特色，使当地的城镇化具有生命力。
3．在各地政府过度依赖“土地财政”的情况下，大量农村土地被低价征收。但实际上，城市在吸纳农村土地的同时，应当同步做好失地农民的市民化问题。
2000--2010年，全国城镇建成区面积扩张了64．45％，而城镇人口增长速度只有45．9％。土地的城镇化速度，要远快于人的城镇化速度。
改革开放以来，特别是进入20世纪90年代以来，城市通过低价征用农村的耕地或者集体建设用地资源，获取了大量的资金，解决了城市的基础设施建设问题。可以说，如今城市在形态上已经向现代化迈进，农村的土地做出了极大的贡献。
如果从某个城市或某个村庄的角度看，低价征收农民土地肯定是带有一定剥夺性质的。但从全局上看，中国特殊的土地征用制度，对于促进非农人口大量增加、提高农民收入、发挥中国国际竞争力等方面也起到了重大作用。中国每年有1000多万农民进城从事非农产业，总共有2。5亿农民从事非农产业，农民收入的近一半来自非农就业。各个地方政府在招商的时候，工业土地基本是零地价或负地价，这也是建立在现有的土地征用制度基础上的。
但土地征用过程中存在很多问题，比如一些地方政府在推进城市发展和建设中，土地粗放使用，甚至不惜大量占用耕地进行城市扩张。目前不少城市人均建设用地超过国家规定的80～120平方米的标准。
另外，尽管有2．5亿农民进城从事非农产业，但农村人口向城市转移的重要战略目标并没有得到相应的实现。各类城市只欢迎农民工来就业打工，而不欢迎他们定居落户，这是一个普遍存在的事实。为了降低城市发展成本，利用农民工带来的廉价劳动力已经成了城市非常正常的选择，而为农民工提供与户籍居民同等的公共服务则被排斥在外。
4．自2010年以来，一场运动式的“农民上楼”风潮引发了空前的关注。各地的普遍模式是：将农民的宅基地复垦，用增加的耕地，换取城镇建设用地指标。他们共同的政策依据是，城乡建设用地增减挂钩，这项政策被地方政府曲解，而成为以地生财的新途径。
自2011年4月以来，国土资源部连续多次下发通知，要求各地国土资源主管部门展开全面自查自纠。2011年12月28日，国土资源部再次发布通知，要求各地严格规范城乡建设用地增减挂钩试点，坚持项目管理、封闭运行，凡集体组织和农民不同意的，不得强行开展，严禁强拆强建、强迫农民住高楼。尽管中央三令五申，但农民被“赶上楼”的现象在各地依然此起彼伏。在著名的“三农”问题研究者、河北大学中国乡村建设研究中心主任李昌平看来，“撤村并居”是农民适应农村巨大变迁和科学发展农村社会事业的理性选择。
李昌平认为，新农村建设的一个困境是农村的公共服务难和基础设施建设难，主要原因是农民居住过于分散。更大的问题是30年后，乡镇、集镇以下居住的农民可能只有2亿～3亿人。现在的新农村建设必须适应这个趋势超前规划，将有限的公共资源集中用于中心村建设，以避免新农村建设的巨大浪费。
5．针对新一届政府提出的“新型城镇化”，某媒体记者对相关专家进行了访谈，以下是访谈实录的部分文字内容。
问：中国过去30多年的城镇化，更多体现为投资扩张，而不是消费增加。伴随着我国的“人口红利”步入尾声，供给扩张将成为未来城镇化的新瓶颈。在这一背景下，如何理解本届政府提出的“新型城镇化”的重点?
答：所谓新型城镇化，主要就是解决人的城镇化。很多人生活在城市，却是城市的边缘人，他们没有城市户El，根还在农村，这就是为什么以前的城镇化光看到投资增长，消费却没有跟上。中国的劳动力还有36％在农村，这个水平不算高，韩国20世纪80世纪年代初和我们现在的收入水平相当，韩国那时的农村劳动力占全部劳动力的比重也是35％～36％，但韩国的劳动力占比和农村人口占比是比较接近的，而中国的农村劳动力占比较低，农村人口占比较高，这说明城市化是滞后的。也就是说，青壮劳力已到城市了，但他们的家属在农村，这就使得我们的农村劳动力占比和农村人口占比脱节了。因此，所谓新型城镇化，最大的“新”就是要解决他们的户口问题。
1978年我国城镇化率只有17．8％，截至2011年已达到53．2％，但其中1．6亿左右农民工还没有完全成为市民。如果不算这些农民工，我国的城镇化率大概是34％。无论怎样，改革开放到现在，我国城镇化率保持了每年1％以上的增长，发展非常迅速。
问：纵观世界各国经济发展与城镇化的关系，一个典型事实是：人均收入水平高的国家无一例外城镇化率也高，但并非城镇化率高的国家都有较高的经济增长率。如何看待二者的关系?
答：中国的城镇化和经济增长应该是正相关的。未来经济增长的下行压力较大，一方面欧美发达国家经济不景气，且复苏步伐缓慢，中国的出口已结束了过去二三十年两位数的高速增长。即使继续采取扩大出1：1政策，也无法维持这种高增长。所以，我们不能把过多的希望寄托于外需。另一方面，我国经济增长基数越来越大，2011年GDP名列世界第二，巨大的经济规模使得经济增速很难持续保持l0％。以上两个因素决定我国经济增速会放缓。按照当前预计，经济增速将放缓到7％～8％的区间，最低可能到6％。按照该增速，预计中国经济还可能维持20～30年的高增长。这个较为乐观的结论来自于中国的城乡一体化战略、城镇化战略，以及工业化和城镇化发展的差距。目前中国城镇化率只有53．2％，其中还有l．6亿农民工，即人们所说的“伪城镇化”。
中国的城镇化相比工业化落后10～15年，西方国家工业化中后期时，城镇化率一般都接近70％，我国当前只有50％左右。因此，从城镇化与工业化相匹配的角度看，城镇化还有很大的发展空间，可以为经济发展带来契机。
未来中国经济有两个增长极：一是依托大城市形成的经济圈、经济带，包括长三角、珠三角、海西、环渤海、东北、关中、成渝、长沙、武汉等地区。这些地区已具备相当的竞争力。二是通过2000多个县和3．4万乡镇的基础设施建设及医疗、教育资源的全国均衡分布来拉动投资。按此分析，未来城镇化和中国经济增长速度将会呈现正相关关系。如果城镇化发展顺利，中国经济未来维持20～30年7％左右的增长速度是可期的。反之，如果城镇化走偏方向，就会直接影响经济增长。
问：当前包括云南、贵卅、新疆、广西在内的多个省、自治区均大幅提高了城镇化发展目标，如何避免其戴着新型城镇化的帽子，落人旧城镇化的思路中去?
答：一方面，解决流动人口的户籍问题，以居住地来确定户口。不光是从农村到城市的人，其实城市之间人口流动也很大。另一方面，不要浪费性扩张，现在城市密度越来越低，修的路越来越宽，这是没必要的。设计的时候应该设计密度较高的城市，要往上走，楼要高一点，楼间距小一点，不能盲目扩张城市。另外，也要完善公共设施。
中国城镇化的发展不完全是主观因素，而是经济社会发展到一定程度以后对城镇化水平产生的强烈的内在要求，有很多方面要遵循自然规律。目前的城镇化大多是大城镇化，工业布局没有和城镇化整体协调，没有走向城乡一体化，城乡二元结构越来越严重，这些问题必须防止和杜绝。
一些经济欠发达地区在城镇化的大背景下，适度调高其指标和加快进度是可以理解的，但一定要防止冒进，否则一旦造成风险，后果难以挽回。如鄂尔多斯前几年因为煤炭资源赚了很多钱，就搞造城运动，最后导致房地产泡沫破灭，成了一座“鬼城”。所以，在经济发展较发达地区，如广东、浙江、江苏、山东、上海等东南沿海省市，城镇化发展速度加快是可以理解的，也是水到渠成的；而中西部相对落后地区，应适可而止，不能和东南沿海攀比。
6．垃圾围城给中国的城市敲响了警钟，不只是北京、上海、广州等大城市，众多中小城市也面临这样的问题。据调查，我国l／3以上的城市均深陷垃圾围城困局。据统计，全国1／4的城市已基本没有垃圾填埋和堆放场地。垃圾围城问题虽早就提出过，但一直没得到有效解决，很多城市都在垃圾处理问题上走了弯路，当时只是简单堆放、填埋，给日后发展埋下了隐患。堆积如山的垃圾如一颗巨型“炸弹”，潜伏在城市地下。因此，对正处于快速发展中的广大中小城市，如果不解决好这个问题，将会使城市的进一步发展变得步履维艰。
许多地方一味追求GDP，忽视环保，导致今日城市垃圾围城的困境。早在1983年，北京三环路与四环路的环带区上50平方米以上的垃圾堆就有4700多座，后北京市政府斥资23亿元才解决。据了解，今天中国除县城之外的668个城市中，有2／3的城市处于垃圾包围之中，l／4已经无垃圾填埋和堆放场地。
统计表明，目前全国每年的城市垃圾生产量达到1．5亿吨，并正以每年约9％的速度递增，未经处理堆积下来的垃圾量已达到70亿吨，侵占土地8亿多平方米。全国每年仍有5600万吨的城市垃圾露天堆放在郊区，全国5000多个大小开发区大多存在着严重的垃圾污染问题。
以广东省深圳市为例。深圳市全市面积2020平方，土地总面积l95284平方千米，深圳经济特区面积为395．81平方千米，人口846．43万人(2006年)，人口密度4334人／平方千米，可谓地稀人稠。作为老牌的“全国卫生城市”，深圳治理垃圾下了很大的力气，但深圳流动人口多，每天生产的垃圾很多，而且市民素质参差不齐，随手扔垃圾现象时有发生，再加上深圳面积狭小，环卫设施不足，造成现在深圳市区被垃圾环绕，垃圾围城已经形成趋势，垃圾已经成了深圳的切肤之痛!
除了垃圾等传统问题，近年来，空气污染也日渐成为困扰中国城市的主要问题。由于空气和水被污染，中国的GDP为此损失了8％～l5％，这还没有包括健康方面的损失。人们为此付出的代价是，北京有70％～80％的癌症和环境污染有关，肺癌成了“头号杀手”。人们对这些健康问题的反应如何?某专家指出：“现在，中国的西部和其他有生态压力的地区已经很难养活居住在那里的人口了。”未来几年，我国生态恶化地区将有l．86亿人需要在其他地区安家，然而，其他地区只能接纳大约3300万人。这意味着中国将有1．5亿生态移民，或者叫作“环境难民”。
7．从我国地方发展情况看，各大城市发展阶段虽然参差不齐，但是都在步人郊区化、大都市区化的关键阶段。在此阶段，城市人口快速膨胀，由于人口及城市布局缺乏预见性规划，城市基础设施承载力严重不足，带来了交通拥堵、环境污染、秩序紊乱、运营低效、行政区划分割等一系列问题，制约着城市的持续发展。未来一段时期，将是我国各大城市的“城市病”集中爆发的时期，城市病将成为影响城市和谐稳定的关键隐患，加强城市治理刻不容缓。
上海社科院世界经济研究所副研究员苏宁称，在“新兴+转轨+转型+快速城市化”的多重背景下，我国的城市发展更具有复杂性。其一，我国处于经济、社会全面转型的关键阶段，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建设处于攻坚阶段，“阵痛期”的相关经济问题解决难度相当大；其二，我国处于产业发展转型的关键阶段，以往粗放型、低层次、高能耗为主要特征的发展模式亟待面临转型，在此过程中必然出现产业淘汰与转移的现象，将对城市空间布局和城市运行管理等产生重大影响；其三，我国处于快速城市化的阶段，城市化速度在全球处于前列，这在短期内对城市资源承载力和城市管理水平产生严峻的挑战。
“这使得我国当前‘城市病’问题极具复杂性、综合性，用‘史上最难治理的城市病问题’来形容毫不为过，这客观上对城市管理提出了极高的要求。在此过程中，如何避免各方面问题发生共振，触发系统性城市运行风险，是各方面应当高度关注的问题。”苏宁说。
同济大学建筑与城市规划学院教授张松说，城市日益扩张，加剧了各方面的需求，造成土地、能源等资源匮乏，带来污染等环境问题，也间接激化了城市住房和就业等矛盾。
三、作答要求
1．阅读“给定资料3～5”，概括我国城市化进程中出现的主要矛盾。(15分)要求：简明、完整，不超过300字。
2．仔细阅读“给定资料2”，简要阐释文化对于城市的重要价值和意义。(20分)要求：内容具体，表述清晰。不超过300字。
3．针对“给定资料5”中出现的问题，指出在城镇化的过程中应如何保护好耕地。(20分)
要求：
①条理清楚，表达简明；
②既有宏观原则，又有具体措施；
③不超过300字。
4．请你针对“给定资料6～7”中提到的城镇化过程中出现的一些突出问题，结合自身的体会，自选角度，自拟题目，写一篇论述文章。(45分)
要求：
①中心论点明确，有思想高度；
②内容充实，有说服力；
③语言流畅，l000字左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