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注意事项
　　1．本试卷主要测查考生的阅读理解能力、综合分析能力、提出和解决问题能力以及文字表达能力，满分为100分，考试总时限为150分钟。
　　2．请先仔细阅读给定资料，然后按照“申论要求”在给定的答题卡上作答。
　　3．请务必用2B铅笔在答题卡指定位置填涂准考证号，用钢笔或签字笔在答题卡指定位置上作答。在非指定位置或用铅笔作答的，一律无效。
　　4．不准折叠答题卡! 
　　二、给定资料
　　1．2011年5月7日，31岁的长春市民李女士醉酒驾车肇事，被交警部门带走调查。8日，这名两岁孩子的母亲因涉嫌危险驾驶罪被刑事拘留。这是醉酒驾驶入刑出台后，长春市区内受到刑事处罚的第一人。
　　7日22时许，长春西新经济技术开发区飞跃路与支农大街交会处附近，一辆黑色奥迪轿车左转弯时连续撞击3辆出租车后停下，出租车的司机迅速报警。
　　经初步勘查，事发时，肇事的黑色奥迪轿车顺着飞跃路由南向北行驶，由于驾驶员李女士对周围情况观察不够细致，连撞3辆经过此路口的出租车，同时，驾驶员李女士有醉酒驾车的嫌疑，交警将其带回大队调查。
　　“当时，黑色奥迪轿车内共有5人，李女士、她的丈夫还有其丈夫的3个朋友，5人都喝了不少酒，驾驶员李女士算是最清醒的一个，事后，5人都被我们带回了大队调查!”长春市公安局交警支队汽车产业开发区大队事故科科长刘长榆说。
　　8日2时许，李女士血液内的酒精含量检验结果出来了，达到88mg/100ml，属于醉酒驾车。“我真的知道错了，家里还有一个两岁的女儿没人照顾呢，这可咋办?”李女士后悔奠及，痛哭流涕。
　　李女士31岁，是长春市一家公司的职员。据她回忆，22时，她驾车沿飞跃路由南向北行驶到支农大街处左转弯时，看见前面人特别多。当时为了躲避行人，左转弯时拐急了，刹不住车子，撞上了前面一辆出租车，随后又撞上了两辆在等红灯的出租车。“我只是注意躲行人了，没有看见旁边还有车。”李女士说事发后自己都蒙了。
　　刘长榆说，李女士初领驾驶证的时间是2010年10月13日，距事发时还不到7个月，是一名新手。
　　按照新的“醉驾入刑”的法律规定，李女士因涉嫌危险驾驶罪被交警部门刑事拘留，这是醉酒驾驶入刑出台后，长春市区内受到刑事处罚的第一人。她很可能被法院判处拘3个月到6个月，罚金1000元，同时，吊销机动车驾驶证，5年内不得重新考取。
　　9日下午，记者在看守所见到了李女士。她称以前很少喝酒，即使喝酒了也从来不开车。“当天就是有点侥幸心理，以为不会被抓，喝了两瓶啤酒后还开车。”
　　李女士说，自己知道新规定在5月1日开始实施了，她认为自己醉酒驾车被警方刑事拘留的处罚并不是很重，“这样的处罚对于醉酒驾车的人应该是一个教训。
　　2．2009年以来，我国连续发生了多起醉酒驾车引起多人死亡事件，再次给我们敲响警钟。另外有80％的网友认为对于酒后驾车的处理过轻，起不到震慑作用。2010年4月1日起《道路交通安全违法行为记分分值》将在全国统一正式施行。对酒后驾车、在高速公路上倒车、逆行、穿越中央分隔带调头、使用套牌、假证等交通违法行为，新规将对驾驶员一次扣清12分。
　　酒后驾车是指驾驶人员血液中的酒精含量大于或等于每100毫升20毫克，并小于每100毫升80毫克，这往往是一杯啤酒就能达到的效果。根据新规,酒后驾驶一次性扣12分，驾驶证就会扣满分停止使用。驾驶员必须通过培训考试，将扣分清零后驾驶证才能恢复使用。
　　酒后驾车尽管是交管部门一直重点整治的交通违法行为，但屡禁不止，这一方面是由于司机安全意识不到位，另一方面处罚太轻也是原因之一。南宁车友小徐在车友Q群里表示，执行这样的新规，实在太好了，以后有饭局，无论谁劝酒都有理由回绝了。小徐也提出，交管部门严管酒后驾车，但测量的仪器一定要够精准，因为这可关乎车友驾照重考的大事情。
　　对于酒后驾车一次扣12分的规定，南宁私家车车主黄女士在车友Q群的讨论页面上留下一个“大拇指”的表情。她说，这样的规定实在太好了，相信不会有司机敢冒如此大的风险酒后驾车。在得到车友们的认同后，她接着说：“以后我对丈夫放心多了，以前他总说喝一点酒开车没事，出台如此严格的交规，估计他没这样的胆量顶风违法。”
　　3．根据司法部2008年的一份研究数据表明，我国每年酗酒肇事立案400万起，全国每年有10万人死于车祸。西安市公安局交警支队也有数据表明：今年1月初至6月底，因酒后驾车引发重大交通事故13起，死亡14人，在刚刚过去的七月份一个月内西安城区就查处酒后违法行为243起，其中查处醉酒驾车94起，这其中还不包括侥幸逃脱的。前段时间在西安西大街就有一起酒后肇事，当时车速近80码，连撞两车都没停下。目前，交警部门对于一般被查出的酒后驾车，能采取的就是扣证、拘留等措施。
　　4．2009年3月11日14时40分许，长春市朝阳区交警大队二中队左武、王际鹏等3名交警，驾驶巡逻车在繁荣路和前进西街交会处执勤时，发现一男子从一家饭店走出，驾驶一辆白色捷达轿车沿前进西街向南行驶。交警驾车追上该车，示意驾车男子在路边停车。
　　男子停车时正在打手机，这也是交通违法行为，男子被叫上警车接受处理。交警发现，该男子是长春市某局干部董某，驾驶的是公务车。交警对董某进行了酒精呼吸测试，他每百毫升血液含有84毫克的酒精，属于酒后驾车，要被罚款并暂扣驾驶证。董某说：“我是××局的，你们照顾一下。”坐在副驾驶位置的左武表示必须依法处理，不能徇私，董某在后座打了他肩背部两下。下车后，董某又指着左武的鼻子说：“你等着，咱们以后有碰到的时候!”紧接着骂了一些污言秽语，并狠狠照左武的头面部打了一巴掌。左武的两名同事拦住董某，打了110报警电话，巡警赶来将董某带到辖区派出所。
　　5．整治“醉驾”，对官员不应网开一面。
　　接连几起酒后驾车导致的血案，引发了一场全国性严厉整治“酒后驾驶行为”专项行动。基于官员身份的特殊性，“如何处置醉驾官员”自然成为舆论关注的焦点——广州番禺某镇被查时称“醉驾是工作需要”的纪委书记梁某就是其中一个。媒体调查发现，梁某19日晚被查，然而事发当晚梁并未被拘，次日上午还照常上班。番禺警方解释称等抽血结果出来后再拘并无不妥，公众则质疑“这样做会给醉驾者逃脱惩处的机会”。
　　依据有关规定，在强制抽血的检验结果出来前，有醉酒嫌疑的驾驶员应该被控制而不能放回去，除非当事人出现身体条件不允许的特殊情况。如此看来，番禺警方对醉驾官员梁某的惩处就有了袒护之嫌——这种做法，既伤害了整治“酒后驾驶行为”专项行动的公信力，也容易使醉驾问题转化为领导干部和民众之间的矛盾。
　　醉酒驾车是一种普遍性、平均分布的问题，人人都可能醉酒，人人都可能开车，人人醉酒开车都会危及交通安全。所以，醉酒驾车是醉酒者对公共规则和公共安全的侵犯，是醉驾者与公众的矛盾，而不是富人与穷人、民众与官员、强者与弱者的矛盾。也就是说，公众的“敌人”是无视法律的醉酒驾车者，而不是官员或者富人。
　　但是，如果执法者在整治“酒后驾驶行为”专项行动中不能公正执法、严守程序、严格执法、一视同仁地惩处每一个违法者，就会很容易激起民众敏感的愤怒，从而使本属公共矛盾的醉驾问题演化为官民矛盾、官民对立，甚至官民冲突。
　　如果平民违法必究，而有些官员则能依靠权力的羽翼轻易逃脱法律的惩罚，这将使法律缺乏公信力。在这种语境下，公众将会对“公正执法”充满怀疑，对法律能否平等地惩罚违法的官民充满不信任。因此，每逢有针对某个社会问题的专项行动，舆论的眼睛总是本能地顺从着民众而紧盯官员群体，很自然地将“能否一视同仁地惩治官员”视为执法是否公正的衡量标准，以“有罪推定”逻辑紧盯每一个执法细节，试图从中找出证据印证自己的猜想。
　　在这种舆论的聚光灯和放大镜下，执法者哪怕有一点儿程序瑕疵，也会被敏感的舆论抓住不放，成为公众发泄不满情绪的出口。一起普通的社会事件就可能激化成严重的官民矛盾，邓玉娇案是这样，胡斌飙车案也是这样。番禺警方违反程序让醉驾的纪委书记“照常上班”，显然使矛盾的性质发生了变化：人们不再将矛头指向醉驾者，而指向官官相护，指向法律对官员的包庇，指向违法不受追究的特权。本是醉驾者与公众的矛盾，很可能演化成民众与官员群体的矛盾。
　　这种矛盾转化，既使整治“酒后驾驶行为”专项行动的公信力大打折扣，又激化了官民冲突，更有害于醉驾问题的整治。如果官员违法受到袒护，人们还有什么理由尊重法律呢?人们可能因此沉浸于官民冲突的受迫害想象中，而忘记了醉驾是一种公害。
　　理性的执法者，应该能敏锐地感受到公众的情绪。所以，在针对醉驾的执法上，越是涉及官员的案例，越是要严格依据法律程序，严格执法，同时还要做到透明公开，一视同仁，绝不护短，借此向公众传递“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执法理念，消除公众的疑惑。
　　6．形成良好的交通秩序，无非有赖于两个层面：一是驾驶者具有良好的公共道德，二是严格的法律制约。对于中国这样一个刚刚进入汽车社会的国家来说，关于出行的公共道德仍然处于建设当中，这种滞后必须依靠法律的制约加以弥补。尤其是在一个饮酒渊源深厚的国度，缺少法律条文的制约无异于闹市纵虎。
　　酒驾者为何敢上路?原因有三：
　　一是公众教育缺失，交通安全意识培养不到位。有媒体报道，不少驾车者在暗访中自信地宣称饮酒不会影响自己的“车技”“只要意识清醒，开车不会出事”。这种侥幸心理从何而来?纵观酒驾前后涉及的方方面面，不论是作为消费场所的酒吧、饭店，还是作为消费者的驾车者、坐车者，对酒驾无一不是抱有“无所谓”的态度。显然，我们的社会尚未形成“酒后不驾车”的氛围。而这种安全意识的培养，应该是从学校，包括大学、中学、小学，甚至幼儿园做起的。国外的经验已经证明了这一点。
　　二是社会公德缺失。尽管交警部门几乎天天严查酒后驾车，但“道高一尺、魔高一丈”。一些饭店甚至推出“提醒”服务——安排专人在饭店周边路口查看是否有交警执法，并提醒饮酒后的驾驶员逐一避开周边易被临检的线路。媒体曝光的酒驾肇事案中，很多肇事车辆已有多次交通违章记录。但一些酒驾者仍然抱着“钱能摆平一切”“出事后能搞定”的心理不放，不但反映了自身缺乏起码的道德意识，也反映了整个社会公德的共同缺失。
　　三是违法成本低，法律对酒驾者惩治力度不够。各个城市路口成千上万，即便交警夜夜查、日日检，酒驾被查的几率仍然很低。原因是“交警警力有限，检查通常集中在热闹路口、高架路口，走小路可以避检”。目前，我国对酒驾等违法行为规定的最重处罚为治安拘留15天、罚款1500元、扣证6个月和记12分。只有发生重大交通事故致人重伤或死亡的，才会被追究刑责。
　　改革开放30多年来，我国城市扩张，经济提速。每年流入市场的新车数量剧增，驾驶车辆的人也越来越多，据统计，全国1．3亿人有驾驶执照。人、车、道路之间越来越紧张的关系，正对社会中的人际关系形成新的挑战和制约。这不但提醒我们，提高酒后驾车的违法成本、修改相关法律法规已刻不容缓，还呼唤着整个社会形成良好的交通安全氛围，树立全体公民的交通安全意识，以及尊重他人、尊重生命的意识是多么的迫在眉睫。
　　7．在加拿大，醉酒或吸毒驾车属于刑事犯罪。加拿大《刑法》规定，首次醉驾罚款1000加元(1美元约合1．1加元)，禁止驾驶1年；若再犯，入狱80天，禁驾两年；第三次醉驾，入狱120天，禁驾3年。若由醉驾引起交通事故，造成人员受伤的，肇事者最高可被判10年监禁，造成人员死亡的，最高可判终身监禁。 
　　加拿大从20世纪八九十年代开始关注和整治醉驾行为，最具有影响的全国性反醉驾组织——加拿大“反对醉驾母亲协会”也应运而生。在政府与民间机构的共同努力下，“醉驾是危险的犯罪”这一概念已深入人心，醉驾案例大幅下降。
　　在西班牙，酒后驾车属刑事犯罪。西班牙交通法规对于酒后驾车者的处理近年来逐渐加重。2007年底，西班牙议会修改了道路安全法规，将酒后驾车列入刑事处罚范围。
　　按照西班牙现行法规，如果司机的呼气酒精浓度超过每毫升0．25毫克，就属于酒后驾车；对于职业司机和驾龄一年以下的新手来说，这一要求更加严格，呼气的酒精含量不能超过每毫升0．15毫克。
　　在新加坡，实行教罚并重，治理酒后驾车。一向以法律体系完善严明著称的新加坡对待酒后驾车也不例外，通过积极宣传教育和较其他国家更严厉的刑罚“两手抓”来打击酒后驾车。    新加坡警方每年都会举办大大小小的讲座和图片展览等活动，宣传酒后驾车的危害，提高人们的安全意识；同时在酒吧等娱乐场所张贴海报，劝诫人们饮酒后不要开车。自1989年起，每年圣诞节等公共假日之前，警方会集中举办“酒后别驾车”宣传活动。
　　新加坡法律规定，酒后开车初犯者将被罚款1000～5000新元(1美元约合1．44新元)，或入狱6个月以下；再犯者则被罚款3000～10000新元，并被判入狱12个月以下；屡犯者则可被判支付高达3万新元罚款，并入狱3年。被判酒后驾车者即使没有造成车祸，也将被吊销驾照至少一年。
　　在法国，法律对酒后驾车的处罚相当严厉。如果司机血液酒精含量每毫升超过0．5毫克低于0．8毫克，要根据情节处以135欧元至750欧元的罚款，而且驾照要被扣掉6分。如果血液酒精含量每毫升超过0．8毫克就要按醉酒驾车来处置，司机可能面临2年的牢狱之灾和4500欧元的罚款，而且法院会视情节吊销司机一段时间的驾照。这些还都是对初犯者的从轻处罚。如果是重犯处罚会翻倍，也就是说有可能要坐牢4年、罚款9000欧元。
　　如果醉酒驾车导致事故发生，那么处罚会更重。如果造成了其他人员重伤，罚款会升至3万欧元，判刑则升至3年至10年不等。如果醉酒驾车导致他人死亡，则将被判最高10年监禁，罚款可能会升至15万欧元，这还不包括与案件有关的民事赔款。
　　日本《道路交通法》对酒后驾车的新规定于2007年9月19日开始生效，其中第六十五条规定，任何人不许酒后驾车；严禁为酒后驾驶员，或者是疑似酒后的驾驶员提供车辆；任何人不得为即将驾车的司机供酒、劝酒；不得乘坐酒后驾驶员驾驶的车辆，违者严惩不贷。根据日本《道路交通法》规定，对于醉酒驾车者处以5年以下有期徒刑或100万日元(1美元约合95 E1元)以下罚款；饮酒驾车者处以3年以下有期徒刑或50万日元以下罚款。醉酒驾车扣35分，当场吊销驾照，3年内不核发驾照；饮酒驾车扣13分至25分。对于醉酒驾车司机的同乘者和供酒人，也要处以3年以下有期徒刑或50万H元以下罚款。对饮酒驾车司机的同乘者和供酒人则处以2年以下有期徒刑或30万日元以下罚款。
　　日本《道路交通法》对酒后驾车造成交通事故实施更为严格的惩罚。醉酒驾车造成人员死亡的驾驶员将被当场吊销驾照，且10年内不核发驾照。
　　8．最高人民法院审判委员会专职委员黄尔梅指出：人民法院应当正确适用法律，坚持宽严相济的刑事政策，充分发挥刑罚惩治和预防犯罪的作用，依法严惩醉酒驾车犯罪。
　　我国《刑法》规定，醉酒的人犯罪，应当负刑事责任。行为人明知饮酒驾车违法、醉酒驾车会危害公共安全，却无视法律，醉酒驾车，特别是在肇事后继续驾车冲撞，造成重大伤亡，说明行为人主观上对持续发生的危害结果持放任态度，具有危害公共安全的故意。对此类醉酒驾车造成重大伤亡的，按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定罪符合《刑法》规定。
　　醉酒驾车放任危害后果的发生，造成重大伤亡，构成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的，按照《刑法》第一百一十五条第1款的规定，应处10年以上有期徒刑、无期徒刑或者死刑。具体决定对被告人的量刑时，要综合考虑犯罪情节、伤亡后果和被告人的主观恶性及人身危险性。在一般情况下，构成本罪造成重大伤亡，属于间接故意犯罪，即行为人不希望，也不追求危害后果的发生，因此，其主观恶性和人身危险性与以制造事端为目的而驾车撞人并造成重大伤亡后果的直接故意危害公共安全的犯罪有所区别，在决定具体刑罚时，也就应当有所区别。同时，行为人醉酒驾车，对自己行为的辨认和控制能力有所减弱，量刑时也需要酌情考量。
　　醉酒驾车行为人应依法赔偿由于其犯罪行为而使被害方遭受的经济损失。行为人赔偿被害方的经济损失不影响追究其刑事责任。但行为人认罪、悔罪，积极赔偿被害方经济损失，并因此得到被害方谅解的，在一定程度上减轻r犯罪行为所造成的危害，依法可酌情从轻处罚。
　　应当指出，对于此前已经处理过的将特定情形的醉酒驾车认定为交通肇事罪的案件，应维持终审裁判，不再变动。这是法律稳定性原则的体现，是以往司法解释处理此类问题确定的原则，也是司法实践的一贯做法，有利于保持社会关系的稳定。
　　一段时间以来，由于醉酒驾车犯罪频发，社会舆论对此比较关注，对此类犯罪的定罪量刑也有不同意见，司法实践中的处理也不完全一致，有必要统一法律适用。今后，对醉酒驾车，肇事后继续驾车冲撞，放任危害后果的发生，造成重大伤亡，构成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的，应当依照《刑法》第十百一_卜五条第1款的规定定罪处罚，这样才能有效打击、预防和遏制一个时期以来醉酒驾车犯罪多发、高发的态势。
　　三、作答要求
　　1．请结合给定材料分析酒后驾车现象屡禁不止的原因。(10分)  
　　要求：分析合理、条理清晰、语言流畅。不超过150字。
　　(空格略)
　　2．材料中，外国对于酒驾的处理方法有哪些值得借鉴的地方，谈谈你的看法。(15分)
　　要求：分析透彻，条理清晰。300字右。
　　(空格略)
　　3．有人认为“整治酒驾，当用重典”，你是否同意该观点，请谈谈你的看法。(15分)
　　要求：观点鲜明、内容充实、结构完整。字数在400字左右。
　　(空格略)
　　4．给定材料4、5中指出，对官员酒后驾车存在执法不严的问题，请分析材料，指出其危害。(20分)
　　要求：表述准确，层次分明，引例恰当。400字左右。
　　(空格略)
　　5．根据给定资料，结合你对酒后驾车现象的分析，请对酒后驾车等交通违法问题，提出治理方案。(40分)
　　要求：紧扣给定材料，观点明确、语言流畅、论述深刻，有说服力。字数1200以上。
　　(空格略)

　　一、注意事项
　　1．本试卷主要测查考生的阅读理解能力、综合分析能力、提出和解决问题能力以及文字表  达能力，满分为100分，考试总时限为150分钟。
　　2．请先仔细阅读给定资料，然后按照“申论要求”在给定的答题卡上作答。
　　3．请务必用2B铅笔在答题卡指定位置填涂准考证号，用钢笔或签字笔在答题卡指定位置  上作答。在非指定位置或用铅笔作答的，一律无效。
　　4．不准折叠答题卡!
　　二、给定资料
　　1．1997年3月，国务院批准了北京市人民政府办公厅报送的《关于开展城市管理综合执法  试点工作的函》，率先成立了北京市宣武区城市管理监察大队，开展综合执法试点工作。随后，国务院又先后数次以决定的方式发布通知，在全国进一步推进建立城管机构，相对集中行政处  罚权的工作。根据有关资料，截止2008年初，成立城管机构，开展相对集中行政处罚权是：全国656个城市中，计有266个，占总数的40．5%；全国287个地级以上城市中，计有169个，占总数的58．8%；国务院批准的全部18个“较大的市”中，计有12个，占总数的66%；全部  27个省会市中，计有26个，占总数的96%；全部15个副省级城市都开展了此项工作，占总数  的100%；全部4个直辖市开展了此项工作，占总数的100%。另外，一些地方为推进相对集中  行政处罚权工作，制定了地方性法规和地方政府规章，总共有39部。有3个地方制定了3部地方性法规，有4个省级政府制定了5部省级政府规章，26个城市人民政府制定了32部政府规章。此外，还有大量的地方政府规范性文件。从依法行政的角度分析来看，城管执法机构的设立及其实施一定的行政处罚权是具有合法性基础的。根据《宪法》第89条和《地方各级人民代  表大会和各级人民政府组织法》第59条、61条以及《行政处罚法》第16条的规定，地方各级人民政府依法有权设立城管执法机构。城管执法机构也依法被授予了综合性的行政处罚权，目前，  我国城管执法机构的行政处罚职能已经涉及公用事业、城市节水、园林绿化、环境保护、施工  现场、城市河湖、公安交通、市政、停车、旅游、工商、规划等14个领域，而备受媒体关注的  城管在街头追逐、罚没无证摊贩只是诸多行政处罚之一。必须指出的是，国家设立城管执法机  构授予其行政处罚权的初衷，并非为了组织批评者所谓的“三强”突击队，即强拆房、强拖车、  强拉财物，而是为了解决城市管理领域中多头执法、重复处罚、执法扰民等问题，合理配置政  府部门的职能，精简行政机构。可见其目的完全是善意和正当的，说城管是“三强”突击队实  在是冤枉他们了。但是，由于一些城管执法机构及其执法人员业务素质较差，法制意识不强，  加之在制度上其权力的行使缺乏有效监督，导致屡屡出现滥用权力，侵害公民合法权利的违法  行政案件。
　　2．城管执法如何才能步入法制化、文明化?吉林省吉林市船营区人民法院的城市管理法庭  应运而生。这也是全国首家设在地级市的城市管理法庭。
　　吉林市中级人民法院院长张德友告诉《法制日报》记者，城市管理法庭的成立，契合了当  前城市管理、城市发展的客观实际，将大大增强城市管理行政执法的法制化、规范化水平，对  于破解城市管理执法难题，促进社会和谐将发挥重要作用。
　　城市管理法庭为何设立在船营区法院?面对《法制日报》记者的疑惑，船营区法院副院长  尹丛梅解释，一来，城市管理行政执法局的办公地点在船营区，按照行政诉讼法的规定，船营  区法院对全市涉及城市管理行政案件具有管辖权；二来，船营区的行政审判基础良好，得到上  级领导的信任。
　　城市管理法庭的受案范围涵盖城市管理行政执法涉及的一审行政案件和非诉案件，实行审  执一站式工作方式，快审快执涉城市管理案件，内设行政合议庭和执行合议庭。同时，吉林市  城管执法局也派出3名工作人员，常驻船营区法院协助工作。
　　谈起城市管理法庭设立的初衷，吉林市城市管理行政执法局法规处处长张玉君介绍，许多  城管执法案件，行政处罚相对人在法定期限内既不履行义务，也不申请复议或提起诉讼。由于  城管部门没有强制执行权，导致执法效果不佳，严重影响r城市管理的严肃性。
　　张玉君说，城市管理法庭创立后，如果个人或单位存在适用一般程序违规时，城管执法人  员将不再开具罚款票据，也不允许直接收罚款，而是在法定期限届满后让当事人去指定银行缴费。如果在3个月内无任何理由不缴纳罚款，就会移送至城市管理法庭，由法院强制执行。法院在经过合法性审查后强制执行，对相对人来讲更有说服力，能够减少相对人对城管执法的抵触情绪。
　　对城管部门作出的处罚决定进行合法性审查，是城市管理法庭的一个重要功能。
　　“经过审查，如发现城管部门作出的处罚决定存在重大瑕疵或违法情形，城市管理法庭会撤  销有关处罚决定，并及时制发司法建议，督促执法机关依法行政。”尹丛梅说，这对于城管部门  来讲是一把双刃剑，一方面，加大了城管非诉案件的执行力度；另一方面，迫使城管执法更加  严谨和规范，否则“后果很严重”。
　　吉林市城市管理行政执法局派驻船营区法院的工作人员曾光介绍，城市管理行政执法局对  由各基层单位提交的非诉案件，先自行过滤，严把立案关口。“只有我们认为符合法律条件的才  会提交城市管理法庭申请强制执行。”
　　据了解，吉林市有城管执法人员1000余名，过去的执法相对散漫，程序意识、规范意识不强，执法瑕疵屡见不鲜。城市管理法庭成立后不久，吉林市城市管理行政执法局便率先自我规范，出台了《吉林市城市管理相对集中行政处罚权自由裁量实施细则》。这是一本厚厚的小册  子，拿在手里沉甸甸的。张玉君说，“实施细则整理了6个方面共计191项具体执法依据和标  准，压缩了执法人员自由裁量空间，标志着我们在探索标准化执法上迈出了重要一步。”
　　3．2008年1月7日下午，湖北天门市水利建筑工程公司总经理魏文华驾车途经湾坝村时，  亲眼目睹了天门城管与当地村民发生纠纷的场面。魏文华对坐在副驾驶座上的王述堂说了句：“城管好像在打人，我下去看看。”说完，便下车站在马路边，用自己的手机拍摄。魏文华的举  动很快引起了城管人员的注意。一名城管指着他大声说：“干嘛呢，你拍什么拍?”接着，几名城管一齐冲上来，意欲抢夺魏文华的手机。站在一旁的王述堂发现魏被围在人群中，“只看见拳  头在头上飞”。在城管动手打人期间，魏举起双手大声喊：“我是天门市本地人。”但城管执法人员并没有理会，继续殴打。在场的一村民事后回忆说，他听见旁边有一男子起哄说：“干脆打死他算了。”大约5分钟后，魏文华倒在地上，无法动弹。见状，城管执法人员慢慢散去。
　　王述堂拿起魏文华的手腕，把了一下脉搏，“魏总的脉搏很弱，脸部由白转为青，后来又转为紫色。”由于自己手机放在车里，王述堂急忙从围观者手中借过一部手机，立即拨打120急救电话。随后，他向已经离开现场10余米的城管执法人员愤怒地喊：“你们把人打成这样就不管了?”王述堂将魏扶到马路边，准备拦车。5分钟后，一辆城管执法车调头，几名城管将躺在地上的魏文华抬到车上，准备送医院抢救。等魏文华被送到医院时，医生发现他已瞳孔放大，确诊为死亡。在被送往医院后，王述堂在魏的口袋里找到了拍摄的手机，“可手机里这段视频已被删除”。王推断说，极有可能是城管执法人员事后将手机塞进了魏的口袋。
　　4．全国城管(执法)局长联席会议在北京就“天门城管打人致死事件”发表声明指出，“粗暴执法、粗暴管理”是对法治精神的践踏，打骂管理对象是一种践踏人权的违法行为。有人还将城管分为鹰派跟鸽派，宣称鹰派有向鸽派转向的趋势。这是多年来众多因城管执法而引起的流血伤亡事件后，城管执法队伍的一次全面、集中的反思。一些地方城管执法的暴力化倾向，已经发展到民怨沸腾的地步，长此以往不堪设想。从宏观看，虽然近年来国家采取了取消农业税等措施，让农民、农村休养生息，但在城市化大背景下，乡村的许多村落冷清，荒的田地时有可见。大量农村居民向城市涌流乃是无法改变的历史必然，以城管的权力和力量，同样无法改变这个历史必然。这些人没有躺在国家身上吃低保要失业金，也没有做出偷盗抢劫的非法营生，而是风餐露宿自食其力，在城市的街角摆一个小摊养活全家，各地政府其实应感谢他们、更多地帮助他们，而不是将其驱来赶去。从微观看，有作用力必然就有反作用力。城管的“鹰派”即暴力化倾向必然反过来助长城市底层社会的暴力化倾向。对暴力的迷信不仅将致“底层沦陷”，而且会带来基层社会的野蛮化。我们应该反思的是，那些强硬的“鹰派”执法派如广州、深圳等城市城管，崇拜权力的威力，配备有盔甲、防割手套等精良装备，但他们“管出城管的威风”了没有?“管出良好的秩序”了没有?相反，那些温和的“鸽派”执法，体恤弱势群体，于是有了山东聊城城管被评为“百姓口碑最佳单位”、江苏淮安城管成为全国学习的经验范本。然而，城管执法方式向和平的“鸽派”转型，又不是简单的理念可以完全解决的问题，首要的问题是地方主政官员不能把城管当枪使，顺着其个人好恶或需要冲锋陷阵，领导希望加强外来人口管理，城管就负责驱逐外来人口；领导要求整顿市容市貌，城管就负责驱逐摊贩。而像石家庄，领导把游商当宝贝，那地方城管与游商就和谐共处，秩序井然。全国那么多城市那么多城管，为何分出截然不同的“鹰派”“鸽派”，原因也不在城管自身，而是“问题在下面，根子在上面”，地方主政者怎么想，城管就怎么管。可见，要使城管全体都能够向“鸽派”转型，就要破除暴力迷信，卸掉城管的武装。一来文明执法的城管不需要武装；二来城管不具备法律赋予的警察权，武装城管于法无据。另一个很重要的方面是，如果城管暴力致人伤亡，不仅当事城管及直接领导者应负相应的行政和法律责任，当地主政者也应负相应的行政和法律责任。
　　5．2010年11月9日，河南郑州，76岁的菜农张全会，被一个从执法车上下来的男子连连扇脸。事后，他到处寻找打人者，只因想对他说一声：“我赶着毛驴车走了8个小时，到郑州卖红薯，只为给家中瘫痪两年的大儿子挣点买药钱。”商户赵先生说，老人驼着背，极力阻止男子摔菜，“男子转过身，冲着老人的脸就打，老人头上的帽子都被打掉了。”目击商户王女士说，老人拉着男子的衣服不放，男子就往南跑。“一边跑，一边扭过身倒退着扇老人的脸。老人追着那名男子，追了150米远。”市民张女士也看到了这一幕。她说，当时有市民喊“把执法车给砸了”，“打人者坐上执法车跑了，要不是车跑得快，我一个女的也要上前把执法车给掀翻。”
　　6．多年来有关城管野蛮执法的负面新闻屡屡见诸报端，舆论的抨击也从来没有停止过。在人们的印象中，野蛮执法早就成了城管的代名词，而城管的执法身份也始终是城管野蛮执法的护身符，不论城管执法时和被执法对象再怎么大打出手，只要不出人命，不造成轰动全国的恶劣影响，城管方面都会找到种种借口替自己开脱责任，尤其擅长采用“模糊”战术，强调是在  双方“拉扯”中造成的，这样就“无法”认定责任。当地警方也相当“配合”，往往不追究城管野蛮执法造成他人人身伤害的刑事责任，让野蛮执法者全身而退。
　　为什么会出现这种咄咄怪事?关键在于城管执法人员缺乏依法行政、依法执法的意识。一些执法人员总以为自己是在为政府办事，是在为绝大多数市民办好事，就是出点格，政府也不会怪罪的。正是这种思想在作祟，一些城管执法人员才胆敢不依法行政、依法执法，屡屡采取暴力手段强行驱赶违章经营者，甚至造成一些群殴群伤事件。而一些地方政府遇到这种情况，又往往以“维稳”做挡箭牌，对城管人员滥用、乱用执法权视而不见，只是一味“灭火”，以尽  快平息事件，避免影响进一步扩大。而在地方政府的袒护下，城管人员的胆子更大了，违法行  政的现象也愈演愈烈，几乎到了刹不住车的地步了。
　　国务院发布了《关于加强法治政府建设的意见》，明确要求必须依法行政，文明执法，不得粗暴对待当事人，不得侵害执法对象的人格尊严。对因有令不行、有禁不止、行政不作为、失职渎职、违法行政等行为，导致一个地区、一个部门发生重大责任事故、事件或者严重违法行政案件的，要依法依纪严肃追究有关领导直至行政首长的责任，督促和约束行政机关及其工作人员严格依法行使权力、履行职责。这可以说一举击中了城管野蛮执法的要害，也是对城管部 门一个刚性要求，给违法行政者敲响了警钟，开了一个用法律规范行政执法人员执法行为的好头，但更重要的是必须使依法处理违法行政人员成为一种常态，否则等“风头”一过，野蛮执法还会卷土重来。所以，只有地方政府态度坚决，不折不扣地贯彻国务院《关于加强法治政府  建设的意见》，无条件支持公检法部门用法律法规规范政府行政执法行为，才能确保依法行政不放空炮，不流于形式。作为城管部门而言，则应该自觉把自己置于法律法规的框架之内，自觉  用法律法规约束自己的执法言行，自觉接受广大人民群众的监督，对那些违法行政的害群之马  坚决依法处理，并追究相关领导的责任，这样才能真正做到依法行政，使城管回到为民服务、人性化管理的正确轨道上来。
　　7．北京市城管队伍成立至今已经有多年的历史，一商为北京城市的发展付出了很多，但结  果是社会不认可、百姓不满意、城管队员自身没有归属感。这个城市不能离开城管，不用太长  时间证明，只需三天，如果没有城管，这个城市将会是垃圾成堆，污水横流。2010年9月27  日，李润华上任刚两个月，北京市城管执法局召开千人大会，会上李润华提出了“重点整肃着装、仪容不规范，举止不文明等行为”。“个别同志不注意形象，败坏了队伍的整体声誉。城管  队伍在部分市民眼中，变得声名狼藉，这也导致了城管队员中的一些不良情绪，他们的努力不被社会认可，自身价值难以体现。”城管局副局长田才巨在内部讲话中透露，2010年上半年，全  系统因执法不规范、处理方法简单导致96310城管热线投诉478起。“着装不整洁，制服混装、  驾驶作风不文明，故意遮挡车牌等违法行驶等问题屡屡存在，这是我们在政风行风评议中得分  低的主要原因。”田才巨表示。开展整顿以来，各个区县城管纷纷以“柔性执法”来重树城管形象，有的请国旗班战士对城管执法人员进行军姿培训；有的走访原黑三轮司机，有走上街头向市民发放《民意调查表》。而百日行动第一阶段结束总结时，数据调查显示，96310城管热线举  报同比2009年下降16．4%，群众满意率上升28．2%。
　　城管工作时时刻刻处在聚光灯下，要善于和媒体打交道，争取更多、更有效的正面宣传。  与此同时，另一个变化也在悄然展开，有媒体主管热线新闻的负责人表示，近两个月来，很难  再接到城管打人和引起群体冲突的报料了。而且，城管负面投诉对方一般都会上门沟通，而不是像以往一样将记者拒之门外。城管系统一位执法人员表示，新局长上任后，首先对新闻宣传  进行了整顿，各个区县的新闻宣传都要上报市局，尤其是大事件发布前一定要经过市局批准。城管局副局长田才巨曾在讲话中表示，城管工作时时刻刻处在聚光灯下，要善于和媒体打交道，争取更多、更有效的正面宣传。
　　8．在国家行政学院教授汪玉凯看来，由于执法方式简单粗暴，城管长期以来给外界的印象、口碑都不好。此番在衣着、言语和车容上率先做出变化，并通过媒体宣传重塑形象，显示出城管内部存在求变的意愿。城管改变外观以重塑形象，只是切入口而不是长久之计。”汪玉凯认为，民众长期以来不认可的并非城管的外表，而主要是其执法行为本身。如果“变装”后的城管仍保持原来的执法作风，外界对其不认可的态度也很难改变，则目前外观的改变就没有意义。汪玉凯建议，城管重塑形象应首先改变工作理念，将管理和服务相结合，通过服务来体现管理。他认为，目前城管的执法作风是颐指气使，为管而管。不过，这一点在不少城管队员看来属“戴着镣铐跳舞”，只要城管“替人执法”的本质不改变，就很难改变市民对城管的印象。顺义直属二城管分队执法人员无奈地说，他们其实也不想处罚，“除了劝说、告知以外，解决的办法之一就是处罚，久而久之留给人的印象就是罚。城管的“罚”源于其他行政机关的行政处罚权，只是由城管集中起来，统一行使，如北京城管拥有308项行政处罚权。不改变“罚”的做法，就难改变人们对城管的印象，而这又指向了城管的体制问题。
　　9．多少年来，城管同小贩像是一对儿冤家，一对儿斗红眼的鸡，很少有消停不掐架的时候，野蛮执法和暴力抗法事件不绝于耳。在整个行政执法部门中，城管似乎是一支最不遭人待见、最受人非议的队伍。管与被管肯定是一对儿矛盾。作为一支城市综合管理、执法队伍，城管的权力也太大了——市政、城建、规划、环卫、园林绿化、占道经营等——城管大约无所不管，而这些领域又都有法律规定的行政执法主体。城管，实际是代管，管的事儿多了自然是非也多。其实，城管有无合法性地位从它出生那天起就备受争议。比如，占道经营，有工商部门管；私搭乱建，有规划和城建部门管；随意倾倒垃圾，有环卫部门管，如果大家各司其职其实是用不着专设城管这支队伍的。于是，一有城管的负面新闻，有人就说：“多余的阑尾又发炎”了。”城市为了加大管理力度，组建了城管队伍，而且，城管不仅不会撤消，正在日益加强和壮大中。城管，无论从建制上还是装备上可以说是中国军队、公安之外的又一支“武装力量”，给城管配备防刺服等装备和设立城管公安就说明了问题。但从现在看，城管并不是在管理，而是在管人，并且，权力在无限度地膨胀。事实上，全国的城市管理执法队伍都存在这个问题。城市管理是一门学问，具体到每一个领域又有每个领域的专业知识。而我们现在的城管队伍，更像是除了治安和刑事案件不管，其余的都管的防暴特警队。这从前一阵子江苏某市用招警察的标准招考城管队员就可看出，身高低于1．7米的不要，让人不由地想到，能掰得断秤杆，踹得散摊子，抢得下货物的身高马大之人，才是他们想用之人。
　　城市管理更多的是用智慧，用知识，用服务，而不是靠武装、武力去打压和制裁。它需要的是政治素质强、思想品德好，政策、法律和专业知识全面，善于同小商贩沟通，乐于为小商贩服务的高素质人才，并由这些人才组成一支专业队伍。而且，上能为政府管理城市、发展经济考虑，下能体察弱势群体生活之艰辛，代表政府化解城市管理与群众讨生计的矛盾，做到游刃有余，上下满意。而这，不是长个脑袋就能干得了的。
　　从现在城管队伍的整体情况看，显然达不到这个水准。而这种状况不改变，对小贩、对城管、对城市都不会是一件好事。仍拿兰州说事，兰州并没有禁止路边设摊，但城管执法的“经”念歪了，经济受损的是小贩，形象遭贬的是城管，群众责怪的是政府，这就是结果，也是苦果。
　　三、作答要求
　　1．(1)城管执法机构的形象严重恶化，主要原因是什么。150字以内。(10分)
　　(2)有人把城管分为鹰派和鸽派，根据你的理解鹰派和鸽派分别是什么意思?100字以内。(10分)
　　要求：总结全面，条理清晰；分析合理，语言精练。
　　(空格略)
　　2．如何改进城管的执法工作，既能更好的维护城市秩序又能尽量减少与被执法对象的冲突，请给出合理化的建议。(20分)
　　要求：所提建议具有条理性和可操作性。不超过500字。
　　(空格略)
　　3．如何正确的评价城管的工作，对于改进城管的形象请给出合理化的建议。(20分)    要求：所提建议有合理性，且论述语言简炼。不超过500字。
　　(空格略)
　　4．根据资料内容，结合我国实际，就给定资料中出现的问题，自选角度，自拟标题，写一篇议论文。(40分)
　　要求：紧扣给定资料，观点明确，言简意明。字数在1000左右。
　　(空格略)

　　一、注意事项
　　1．本试卷主要测查考生的阅读理解能力、综合分析能力、提出和解决问题能力以及文字表达能力，满分为100分，考试总时限为150分钟。
　　2．请先仔细阅读给定资料，然后按照“申论要求”在给定的答题卡上作答。
　　3．请务必用2B铅笔在答题卡指定位置填涂准考证号，用钢笔或签字笔在答题卡指定位置上作答。在非指定位置或用铅笔作答的，一律无效。
　　4．不准折叠答题卡! 
　　二、给定资料
　　1．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温家宝2月27日上午接受中国政府网、新华网联合专访，与网友在线交流时表示，必须采取“两手”措施解决农民工子女上学问题。温家宝在回答网友关于农民工子女在城里入园、上学难的问题时表示，大批农民工进城以后，他们在生活上存在许多困难，诸如像社会保障问题、子女入学问题等，但他们最为关心的还是孩子上学问题。
　　随着我国工业化、城镇化不断推进，围绕解决“三农”问题和增加农民收入，全国各地大力发展劳务产业，广大农民纷纷进城务工就业。随之而来的人口迁移带来了许多社会问题，尤其是农民工子女教育问题日趋突出，现在进城的农民工多达2．4亿，如果这些农民工都把孩子带出来，那么城市的学校负担就很重。如果他们不把孩子带出来，那么在农村就存在着一老一小的问题，孩子得不到父母直接的关爱。据调查随父母进城的农民工子女则有近2000万。他们当中失学率高达9．3%，近100万名适龄儿童不能及时入学。有学者认为，这100万名游荡在城市街头的失学农民工子女，他们耽误的不仅是自己的前途，还会成为未来社会的“定时炸弹”。农民工子女教育问题亟待解决。
　　2．没有身份、户口的差别，从小就是城市娃，上学不需要交借读费，孩子跟父母生活在一起，天天见面。这看似平凡简单的愿望，却并不容易实现。
　　做小时工的孙姐，带着孩子在北京打工15年，一家三口住在仅两平方米左右的看管自行车的车棚内，月收入从最初的200元涨到如今的600元，勉强够一家人吃饭。“挣得虽少，但看自行车，能抽空给孩子做饭，周末能盯着孩子复习功课，学习有保障，就放弃了其它挣钱多的工作机会。”虽尝尽辛酸与无助，但今年7月，孙姐终于如愿将儿子送进了大学的校门，“带孩子打工太难了，但再苦再累都值得!”
　　像孙姐这样一直坚持把孩子带在身边的打工者并不多，而能坚持让孩子把学上完的就更少。孙姐周围一起打工的不少姐妹都因为城市生活成本太高，没空接送孩子、给孩子做饭等基本生活问题解决不了，再加上孩子受教育收费高、不平等，害怕孩子生病，生不起病等，而不得不把孩子送回了老家。即便留在身边，也很早就放弃学业，小小年纪就跟随父母打工。孙姐虽常常用自己的亲身经历劝说打工的姐妹们，大多数反应是：准不想孩子在身边，但工作朝不保夕，自己生活都难，又何苦让孩子跟着一起受罪，不如留在农村的老人身边，至少能吃上热饭热菜。这些诉说，令人备感心酸。城市在农民工的手中日新月异地发展进步着，但农民工在城市却几无立足之地，更别说他们的子女。近些年来，农民工子女入托、上学问题日益得到社会各界的关注和重视，但要和城市孩子一样衣食无忧、平等受教育，却还距离遥远。
　　前不久和朋友一起去打工子女幼儿园做志愿服务，看到园内居然没有厕所，大冷的天，孩子们不得不在室外使用尿盆；园内没有厨房，送餐公司远在五环以外，饭菜送到孩子们手上时，已经在饭盒里捂了两三个小时；讲课的老师口音很重，不少孩子茫然地玩着自己的手指头……这些镜头让同为父母的我们深为忧虑，在城市的同一片蓝天下，我们该如何让这些孩子享受快乐童年?
　　实现同城待遇。对此，农民工常常不敢奢望，但他们特别盼望能在自己的孩子身上实现，这是他们拼搏在城市的理想：没有身份、户口的差别，从小就是城市娃，上学不需要交借读费，孩子跟父母生活在一起，天天见面。这看似平凡简单的愿望，却并不容易变成现实。尚需社会各界不懈地努力，更需要不断加大对民生领域的投入，持续完善各项社会保障制度。城市化进程不光是修路盖楼，还应让农民工和他们的子女成为新市民，融入城市，平等享有教育、医疗、住房等基本福利，住有所居，衣食无忧，共享天伦。
　　让知识改变命运。带着孩子拼命工作着的农民工们，最大心愿是孩子通过上学、受教育，不再重蹈他们的覆辙。城市打工的经历，让他们深切体会到，受教育的重要。然而，受教育难、收费高、自己无力辅导等，是横亘在他们面前最大的难题，也是农民工放弃带孩子打工的最主要原因。如何不断完善义务教育制度，眼下，北京、上海等地已通过地方立法等措施，保证外来务工人员子女平等享有义务教育阶段的各项教育资源。盼望更多的城市向农民工子女伸出温暖的援手，共同解决这一难题。
　　3．我们身边的农民工子女既不同于老家的伙伴，又不同于城市的孩子。经济收入的悬殊、文化背景的差异，都具体体现在每一个孩子身上。尽管受到城市的接纳和关注，尽管能坐在教室里，但农民工子女受到什么样的教育，他们能否身心健康的成长，这个问题还没有被足够重视。近两年来，全国各地纷纷出台了进城务工人员子女到指定学校就读并享受与城市学生同等教育的政策，仅长沙市先后就有近3万农民工子女涌入城市，开始全新的学习生活。然而，农民工子女的上学问题却没有因此告一段落。教育专家指出，农民工子女进城后，如何让他们在全新的环境里适应城乡差距、如何帮助孩子们身心健康成长，是摆在教育面前更大的难题。 
　　个案一：野性难驯背后是“水土不服”
　　成城是长沙树木岭学校五年级的学生。说起他，校长感慨万千：孩子生活在单亲家庭，靠父亲打零工勉强糊口。成城一年前转学到校后一直表现蛮横，谁不小心碰了他，没准就会被揍得青一块紫一块。学校的饮水机，别的同学都自觉拿杯子接水，只有他把嘴凑上去，拧开笼头就喝。树木岭学校教导处主任陈任华老师说，一次成城的班主任说了他几句，他提起书包就往外冲，边走边喊：“你们都瞧不起我，嫌我脏，我不读书了，我自杀去!”闻讯赶来的几个老师拉都拉不住。树木岭学校现有农民工子女1054人，占学生总人数的82%。树木岭学校所在的雨花区，也有约20%的中小学生来自农村。“普遍来说，刚从农村转学来的学生，知识面普遍不如城市学生。”陈任华说，长沙市小学从3年级开学习英语，而同龄的农村孩子，由于受教学水平等限制，有的连26个英文字母都认不全。陈任华说，农民工子女刚转学到校，往往表现出与城市学生不同的特征。他们更容易在两个极端线上出现：在学习上要么勤奋学习，成绩拔尖，要么调皮捣乱、似乎“野性难驯”。他们的性格发展也呈现了不稳定的发展特征，部分孩子表现积极，部分孩子则性格相对内向，孤僻、忧郁，不善与人交流。
　　“从某种程度上来说，不管是过于积极，急于在新环境、新同学中得到认可，还是内向消极，都偏离了孩子的天真活泼的本性，他们内心因对城市生活的不适应或多或少产生了自卑情绪。而不论是过度的攻击性还是强烈的自卑感，这些极端的表现都是未成年人因心理不成熟表现出来的对环境的消极对抗。”辽宁省社会科学院研究员张思宁这样分析。
　　个案二：幼小心灵难以承受“城乡二元差距”
　　采访长沙市芙蓉区东风小学11岁的小朋时，为了表示对她的尊重，记者专门给她看了记者证。聊了聊父母及与同学们的相处后，小朋突然郑重要求：阿姨，别在报纸上说我是农民工子女。小姑娘的敏感，掩饰不住的委屈让人心痛。在多数成年人看来，农民工这个特定称谓在我国早已不带歧视意味，原本“少不更事”的孩子还是敏锐地感受了其中的“别有滋味”。不少教育心理学家认为，在城市为农民工子女开放了就学机会的同时，孩子们的心理健康应该受到更大的关注和重视。从农村到城市，对于小孩来说，从行为方式到内心都要经历一个起落的过程。树木岭学校校长易作军介绍说，不少刚在城市就读的农民工子女，在日常行为等各方面确实有待教育去纠正。比如由于缺乏文明卫生的意识，随地吐痰、丢垃圾的现象较普遍。往往一个不友善的眼神、一句无意的呵责，都可能使他们脆弱、不稳定的心灵受到伤害，容易形成性格障碍。广东省青少年研究中心主任曾锦华说，从儿童心理发展的角度来看，歧视是对儿童最大的隐性伤害。农民工子女在城市插班到公办学校读书，或多或少的歧视让孩子对自身的贫困有了认识，自卑心理从此产生，他们因此与社会产生隔膜、对抗甚至仇恨。一些地方专门设立的“民工子弟学校”或在公办学校内部单独编设“民工子弟班”更是对农民工子女贴上了“标签”，这些孩子会意识到自己是城市里的“异类”，是需要“隔离”起来的特殊群体。
　　“城乡物质条件的差距，很可能对刚进城的孩子形成较大的心理冲击。”东风小学党委书记杜风华分析，未成年人需要借助外力才能获得自我肯定，在本能地与外界、同龄人的比较中容易陷入心理落差的困扰中。有的学生为了缩小差距，竭力从外表上改变自己，染头发、穿奇装异服，甚至自暴自弃，在打架、玩电子游戏等事情上显示“另类”能力。“不安全感、对环境的不适应、爱的缺失造成他们情感的匮乏。如果缺乏及时疏导和治疗，可能造成他们成年后生活中的痛苦，重则会出现形形色色的反社会行为。”张思宁认为，农民工的孩子也是未来的城市公民。忽略他们的心理健康，不但耽误他们的成长、前途，甚至也可能给社会带来不安定的因素。共青团广东省委、广东省预防青少年违法犯罪工作领导小组曾对广州、深圳、汕头、佛山等10个市、20多个县区的调查显示，广东省未成年犯中有51．8是外省的未成年人，且呈现不断增长的趋势。这些未成年犯大多数从广东省外流人，或从广东欠发达地区流入发达地区。他们几乎都是农家子弟，且都只具有初中一二年级以下的文化程度。
　　爱心、信心、耐心，撑开同一片蓝天。“对农民工子女的偏见和歧视应尽快消除。社会各方都应自觉注意言行，避免不经意的言谈举止伤害到这个特殊群体的心灵。我们应该付出努力，付出爱心去关心他们，耐心教育他们，充满信心地帮助他们。”陈任华老师说。
　　专家们认为，农民工子女接受教育的条件仍需进一步改善。北京师范大学教育学博士王攀峰说，近年来，一些收费低、专门招收流动儿童少年的民办简易学校开始增多，但这些学校条件十分简陋，随时可能被取缔，将使大量儿童面临新的辍学问题。广东东莞市长安镇的探索有值得借鉴之处：当地的民办学校实际只有“半自主权”，所有校长和教师的聘任都要通过镇里进行资格审核；新建校舍要审核设计纸，要求符合教学专业要求。
　　长沙市教师陈任华总结经验：学校教育对农民工子女的帮助往往能起到事半功倍的效果。在课堂上，她会特地关注农村孩子的眼神。她说，孩子们不善掩饰，他们知道一个问题的答案时，眼神里流露出很强的表现欲望。所以，她会把课堂回答问题的机会，特地留给农村孩子，帮他们树立自信心，拉近同学们之间的距离。
　　一项“农民工子女与城市孩子行为习惯整合”课题正在长沙市树木岭学校开展。易作军说，农村和城市孩子各有长处与不足，如农村孩子纯朴、节俭、勤劳，教师首先应引导他们认识自己的优点，建立自信心，而城市孩子在交际能力和知识面方面有一定的优势。城乡学生和睦相处，取长补短，其实十分有利于双方健康成长。
　　值得重视的是，要消除农民工子女内心的不安，仅依靠学校教育的力量远远不够，还要发动家庭教育、社会的力量。沈阳市于洪区第一二二中学老师樊华表示，有部分家长，不愿意自己的孩子跟农村孩子玩耍、交朋友，这不但伤害了别的孩子，也把偏见、等级观念过早传输给了自己的孩子，并不利于孩子成长。
　　“农民工子女的父母忙于生计，有意无意地忽视了对孩子心理的关注和教育。事实上，从某种程度上来说，家庭教育对孩子的影响更深远。家里即使经济条件稍微差些，也应该尽量关心儿童的生活，应该尽量向孩子说明道理，消除其自卑心理，使他们能正确对待生活中的差距。”樊华说。
　　个案三：不愿进公办校的小女生
　　四年级女生平平，随父母在河南村生活三年了，她至今说普通话仍带着浓厚的福建口音。记者见到平平，发现如果不仔细听，真不太能明白她的福建腔普通话。
　　老师说，平平去年择校去了附近一所公办校，但只读了一年今年又回来了。课间休息时，记者看到平平和几个同学玩得很开心，问她为什么离开了公办校，平平回答：“我是被老师骂出来的!”平平说，父母让她进公办校花了4000多块钱，那所公办校条件比民工校好多了，大操场、实验室、计算机房都是民工校没有的，刚转学时，平平还挺高兴，很快和两个南京学生玩到了一起，可是，不到一个月，同学们便疏远她了。因为她的福建腔，班主任在课堂上嘲笑了她好几次。她的英语、数学基础不好，考试总是班级倒数，英语老师当众问她：“你原来学校教的是哪国英语?”这时，全班便哄堂大笑，有男生还给他起了个“联合国英语”的外号，叫得平平无地自容。
　　“老师经常骂我，说我底子太差，该留级。”平平告诉记者，在学校她一点也不快乐，老师不喜欢她，同学们也不搭理她，学习也提不起精神。“回到民工校就没人看不起我了。”平平说她现在又有朋友玩了。
　　专家观点：河南村外来工子弟小学的杨校长介绍，每年都有一批成绩好的孩子转学去了条件更好的公办学校，但也有孩子不适应公办校，重返民工校的。杨校长认为，少数城市老师和同学对外来工缺少认同感，一些歧视行为和语言不利于民工子女的健康成长。
　　4．按照现行标准，不管上什么学校，都是要交费的。农民工子女在公办学校借读，要交借读费。小学每生每学期200元(此前是500元)，初中每生每学期500元(此前是1000元)。交了借读费，不再交杂费。至于私立学校，标准不一，也不透明，很难统计。在调查中遇到了以下的情况，“交不起呀!”来自四川的王万义说。他是绵阳人，42岁，在京打工8年，依然是城市中的流动人口。他在工地运石子，妻子当保姆，三个子女，还要给老家寄钱，日子过得挺艰辛。“娃儿想上学，哪上得起哟!连吃菜都是农贸市场捡的。”
　　河南的张培财，30岁出头，只有一个小孩，负担小一点，是另一种担忧：“私立学校收费高，公办学校很难进，好学校都不是给俺们办的。上学，就怕老师不行，误了孩子。”
　　五环边上，海淀新世纪打工子弟学校，没有正规办学手续，没有校舍，老师也是农民工，素质不高，已经搬了4次家，随时都有被取缔的危险，校长也无奈。由此我们可以看出，农民工子女的教育面临三大难问题：就读私立学校费用太高，一般家庭根本无法负担；就读公办学校却因为户口的问题，使得孩子根本不能和同龄人享受同等的受教育权利：最后一点则是一些为农民工子女专门办的学校却因为工商部门对于学校的定性和自身办学经费的问题而常常出现运转困难，这一类学校的本教育质量也难以保证。
　　5．在一项新华社记者、中国青年报记者日前联合进行的一项问卷调查显示，“和城里孩子享有同样的待遇”“降低收费标准”，是农民工在子女教育问题上的两个最大愿望。这一调查历时7天，由新华社记者、中国青年报记者在北京、上海、广东、浙江、江苏、山东等地，向农民工发放调查问卷131份，其中有效问卷125份。
　　调查显示，73名受访者表示，最大的愿望是自己的孩子能“和城里孩子享有同样的待遇”，占受访人数的58．4%。43名受访者最希望能“降低收费标准”，占34．4%；17人希望能“有供农民工子女的专门学校”，占13．6%。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所副研究员陈光金表示，农民工为城市的发展作出了巨大的贡献，城市人没有资格歧视农民工和他们的孩子。这位专家表示，长期以来形成的城乡二元结构和城乡差距，给人们的日常行为和语言带来了莫大影响。调查同时显示，78位受访农民工表示，通过“朋友介绍”为孩子在城里联系学校，占62．4%；16人表示“从媒体报刊获悉”有关学校信息，占12．8%。只有5人表示“向城市教育部门咨询”，2人表示由“家乡教育部门推荐”，1人表示“学校主动上门”，分别占4%、1．6%和0．8%。陈光金认为，这一结果表明，农民工流入地还没有利用社会资本，为农民工子女教育服务提供便捷的信息渠道。这无形中增大了农民工子女在接受教育过程中的社会交易成本，给社会带来了巨大的损失。
　　调查显示，收费高、没有城市户口，是农民工子女求学路上的两大“拦路虎”。调查表明，有46名农民工子女，曾经因为父母务工地点的变化而被迫转学。其中转学1次的有10人，转学2次的有12人，转学3次或3次以上的有24人。在回答子女在城里求学遇到的最大困难时， 54位受访者表示是“费用太高”，占受访总数的43．2%；46人表示是“没有城市户籍”，占受访者的36．8%。选择“住处附近没有学校”“受城里人的歧视”“毕业后拿不到毕业证”的受访者比例依次为16．8%、6．4%和4．8%。
　　6．为解决农民工子女就学难，社会各界发出积极的呼吁，党和政府以及有关社会团体，采取了一些及时有效的措施。两会期间，有30位人大代表递交议案，建议公立学校敞开大门接纳农民工子女，政府应加强对私立学校的扶植和管理，确保农民工子女能接受良好的义务教育。北京市委副书记龙新民表示，要鼓励流动人口子女到北京的公办学校上学，北京市应减免借读费，让流动人口子女可以和北京市民子女享受同等待遇。
　　虽然人大代表在人大会上明确呼吁，教育部也对农民工子女教育和办学制定了相关政策，但仍然有不少问题。
　　“学校的学生已达1380人，大大超出修建时计划规模的1200人。”成都市成华区红花学校校长孙庆新说。作为成都市的第一所也是唯一一所“民工子弟校”，早在2月1日，红花学校就不得不在校门口挂出“名额已满”的牌子，计划的教学班是24个，现在已经增加到了26个。“从决定到建成这所学校，仅仅只用了23天时间。”孙庆新介绍，2003年8月8日成华区政府斥资300万元，决定专门修建一所学校，解决红花堰地区外来人员子女入学难的问题。2003年9月1日，成都市第一所“民工子弟校”建成，学校全称是“成都市成华区红花学校”。59名教职工也全部是从成华区属公办学校抽调来的。 
　　“现在每天都还接到很多想送子女来人学的电话。”孙庆新说，学校的压力实在太大了，为尽量解决前来就读的学生入学，红花学校不得不将学校的两个功能室当成教室使用。孙庆新指着她10余平方米的办公室说，为了节约场地，校长办公室、教务处和政教处不得不挤在这个房间里办公。
　　7．在西安生活了十几年，可孩子上学却面临种种难题。连日来，本报热线接到多名农民工兄弟反映：开学临近，孩子入学难，着实让他们头疼。孙师傅是汉中人，10年前和妻子来到西安打工，租住在未央区贾家什字附近。孩子6岁了，他到附近小学给孩子报名，却被多所学校拒之门外。
　　“我4月份跑了4所小学，3所都答复‘名额已满’，只有一所学校答应让孩子参加5月份的人学考试。”孙师傅说：“孩子学习还不错，他就把希望寄托在考试上。可没想到考完试，学校打来电话说，可以来上学，但普通班已满额，只剩下计算机和英语特长班有名额，如果要上需交3000元的费用。”
　　除了孙师傅外，还有多名农民工反映子女入学难。周师傅在灞桥区打工，孩子这学期上4年级，想在离打工地近的小学上学，但被告知要交借读费；曾女士是湖南人，在西安工作，今年把两个孩子带过来想在西安上学，但问了四五家学校都没能接收孩子。
　　记者以农民工要给子女报名的身份，询问了西安市几所小学。陕西省西安小学工作人员称：“我们学校6月学生名额已经报满了，不再招收了。”翠华路小学工作人员也表示：“今年已经报完名了，明年也不接收外辖区的学生。”太华路小学工作人员则称“外地学生报名太多，不招了”。
　　农民工子女为何频频遭遇“入学难”呢?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小学校长表达了自己的苦衷：“并不是我们不愿意接收农民工子女，优惠政策实施以来，农民工子女大批涌人城市求学，可各学校的教师、教室、教学设备都是有限的，过多地招收学生，盲目扩大班额，师资力量、教育资源却跟不上，这对学生是不负责任的。”
　　张师傅也是给孩子报名时被学校拒之门外的农民工，他说学校告知他必须办好“五证”再来报名。“我开始都不知道‘五证’是啥，后来打听了一下感觉程序很复杂。”
　　记者了解到，根据教育部门的规定，农民工子女入学须提供“五证”：身份证和户口簿；父母或其他法定监护人暂住证；与本地用人单位签订的劳动合同或在本地的纳税证明；原户籍所在地乡镇政府或县级教育行政部门出具的同意流出就学的证明；户籍所在地人口计生部门签发的“流动人口婚育证明”。
　　采访中不少农民工表示，希望能简化办理“五证”的手续，统一办理时间，给农民工子女人学提供方便。
　　8．能进“民工子弟校”的孩子是幸运的，但学校的容量毕竟是杯水车薪。6日是成都市中小学校开学报名的日子，这天，暂住金牛区跃进村来自乐至县的姚民，带着8岁的女儿姚洪来到友谊小学，学校一位老师告诉他可以插班入学。姚民松了一口气。但看到立在校门口的收费公告牌的学费标准，他又倒吸了口凉气。姚洪上二年级，公告牌标明所缴费用735元。
　　姚民说，他们夫妻俩一个月的收入是600元，除去房租和生活费，每月剩下不到100元钱。姚民开始犯难了。姚洪原来在乐至老家上学，姚民和他爱人都在成都打工，老家也没有人管孩子，春节期间，姚民专门回老家把孩子接到成都来。姚民来到学校校长办公室，再次向校长咨询。校长彭学坤告诉他，收费完全是按照相关部门的规定来收取的。友谊小学的收费已经是最低的了。走出校长办公室，姚民拉着女儿的手，看着一个个父母拉着孩子进出校门，他的眼睛湿润了。姚民最终还是没有给女儿缴费报名，走出校门口的他说，他已经到其他一些学校去看过了，但收费都超出他们家的承受能力。
　　友谊小学对面有一所“都市外来人口子女学校”，收费相对要低一点。但姚民听说学校手续不齐，有可能办不下去，他又不敢选择。他说，准备再到一些公办学校去问问，如果实在没有办法，只得把女儿送回老家去。
　　姚民担心“办不下去”的“都市外来人口子女学校”在9日这天还是开学了，但校长张祖松自己对学校的命运都没个底，他说：“我不知道这所学校能不能办下去。”在玻纤瓦棚的办公室里，28岁的张祖松满脸疲惫，学校至今还没有取得合法的“出生证”。
　　8．张祖松从四川师范大学毕业后被分配到宜宾教书，“去年底，我租下了这里的场地创办学校，但手续一直没有办下来。”由于消防设施等硬件条件不符合办学要求，金牛区教育局已决定取缔这所学校。校长办公室右侧是一栋三层高的楼房，12间教室就设在这里，不时传出朗朗的读书声。“共有200多个孩子入学，全部都是外来人口子女，其中小学6个班，中学2个班，还有一个学前班。”学校位于三环路内侧的金牛区跃进村一组，是外来人员聚集区。“我们组的户籍人口只有400多人，而外来人口就有5000多人。”跃进村一组副组长黄贵兴说，外来人口子女人学必须要有学校接纳才行。一方面面临着投资风险，另一方面又遭遇强烈的入学需求。张祖松处在一个尴尬的十字路口，“学校还没有购买电脑、试验设备，如果购置齐备，总投资需要30多万元。”学校能不能办下去?成了学校、家长、孩子最关注的悬念。7岁的黄惠读一年级，她的父亲黄勇说，“只暂时预交了100元钱的学杂费，谁也不知道学校能不能办下去，心里悬吊吊的。如果办不下去，娃儿又该到哪里去读书呢?”张祖松办的学校至今没领到“出生证”。学费问题难倒不少民工家长。
　　10．据《广州日报》2月21日报道，今年刚刚出台的广州市中小学招生考试工作意见中新增了一项优惠政策：优秀外来工子女可以作为义务教育阶段政策性照顾借读生，享受和广州户籍学生相同的义务教育待遇。
　　城市公办学校从拒收外来工子女，到限量招收但须交借读费，再到借读费逐步被取消，这么多年来，外来工子女的入学门槛确实越来越低。不过门槛依然存在，差别性待遇尚未消除，外来工子女就读公办学校依然很难，借读费被取消后，有些学校又收起了赞助费。
　　广州市出台的上述优惠政策，意在教育平权，给借读生以户籍生待遇，但却仅限于“优秀外来工子女”——“优秀外来工子女”这个称谓让人有些费解，不知是指“优秀外来工的子女”还是指“外来工的优秀子女”。如果是前者，哪些外来工子女能享受优惠政策，事先需进行优秀外来工评选；如果是后者，则事先需对外来工子女进行考核。这两者都是费时费力的事情，不知道广州市有无具体评选或考核方案，优秀的标准如何确定，能否保证公平公正。
　　优惠政策本意在于消除借读生和户籍生的差别性待遇，是走向公平之举，却又有意无意地在借读生之间制造差别性待遇，制造着新的不公平。“优秀外来工子女”的另一面是“不优秀外来工子女”，少数外来工子女享受户籍生待遇，相当于将其他外来工以及外来工子女视作“不优秀”。外来工长期遭受不公平待遇，心理素质已足够过硬，对此大概能坦然淡定，但让他们年幼的子女情何以堪?都说“有教无类”，孩子因为父母“不优秀”或自己“不优秀”就低人一等，无法享受平等教育权利，这样的优惠政策有点残酷。即使以来穗打工年限甚至以摇号方式决定哪些外来工子女享受优惠政策，也比“优秀”“不优秀”这种等级区分好。
　　当然，借读生原本就没有享受到与户籍生同等的教育权利，这样的现实一直都存在，所以我真正想表达的意思是，广州市何不把好事做到底，让所有外来工子女都享受与户籍学生同等的义务教育待遇?一方面，公办学校尽可能多地招收外来工子女人学。近年来，随着义务教育阶段生源减少，包括广州在内的很多城市的公办学校都面临招不满生的情况，招生名额一直在削减，教育资源被闲置，完全可以利用空余名额多招收外来工子女。另一方面，对于在民办学校就读的外来工子女，可以一视同仁地向其划拨义务教育经费，让外来工子女享受到免费义务教育的阳光雨露。
　　“用工荒”愈演愈烈，企业招不满工，急得焦头烂额。企业着急，一些教育部门和公办学校却不急，一副稳坐钓鱼台的样子，宁旨让公办教育资源闲置、减少招生数量也不愿惠及外来工子女。好不容易出台一些优惠政策，还搞得像恩赐似的，足可见户籍壁垒之坚不可摧，地域歧视之根深蒂固。
　　要缓解“用工荒”，就得想办法解决外来工子女的上学问题，免除他们的后顾之忧——即使不是从教育平权的角度，而仅仅是着眼于本地经济的发展，各个城市也应该这样做，不得不这样做。
　　11．“借读生不断增加，对校舍、图书馆、实验室等公共资源压力大，公办学校短期难达标。”山东师范大学基础教育课程研究中心副主任张茂聪说，尽管国家多次要求落实以全日制公办学校为主、以输入地为主，保障农民工子女入学，全面取消借读费。然而，由于公办教育资源不足，这些措施往往难以落实。
　　在农民工输入大省广东，2009年全省非户籍外来人员子女义务教育学生达到279万人。为解决农民工子女读书问题，广东出台了政策，在有条件的地区实行农民工子女凭积分入读公办学校制度。广州及珠三角多个城市也出台相应规定，居住半年以上，有固定住址、固定收入来源的农民，可为其6～15周岁子女申请接受义务教育。这一系列措施与实际情况比还有很大的距离。
　　以中山、东莞等地试行的农民工子女“积分制入学”为例，很多农民工认为“看起来很美”，因为它只解决了外来工当中少数“白领”“精英”阶层的子女读书问题，对于大多数从事体力劳动的农民工而言，很难攒够供子女上学所需要的“积分”。
　　广西来的农民工刘冶平夫妇表示，个人素质在整个指标体系中占有较高比重，他们只有初中文化，也根本没钱到广东买房，儿子转眼就到了上学年龄，“我们是没有指望能享受到如此的‘好政策’了。”
　　十一届全国人大代表、山东泰安市进城务工青年培训学校校长王元成认为，虽然国家近年来出台多项政策，然而现实生活中，没有城市户口的孩子，不能享受划片招生待遇。另外，他还表示一些公办学校千方百计设置门槛，甚至暗中强迫交纳“赞助费”，这些现象的存在将一些农民工子女挡在了校门外。王元成说，那些有幸进入城里小学就读的外来务工人员子女，在升高中时将再次面临户籍障碍。而此时，他们返回老家就读，既面临父母对子女监护的缺失，又遭遇教育内容衔接的困难。
　　入学难的背后，隐藏着更大的隐忧。济南教育局基础教育处处长王纮说：“在城乡二元结构尚未根本改变的情况下，相当一部分进城务工人员工作不稳定，生活压力大，难以给孩子提供较好的就学环境。有的家长常年在外，有的早出晚归，无暇顾及孩子，不少学生放学后无家可归，长时间在街上游荡，对这些孩子以后的成长将产生不利影响。”
　　三、作答要求
　　1．给定材料反映了我国农民工子女受教育的诸多问题。请根据给定资料，对这些问题的具体表现进行概括和归纳。(25分)要求：准确、全面。不超过300字。
　　(空格略)
　　2．针对我国在农民工子女教育方面存在的具体问题，参考给定资料，提出解决这些问题的具体建议。(25分)
　　要求： (1)准确全面，切实可行； 
　　(2)条理清楚，表达简明。不超过300字。
　　(空格略)
　　3．结合给定材料写一篇议论文。题目自拟、自选角度。(50分) 
　　要求：中心明确、内容充实、论证深刻，有说服力。1200字左右。
　　(空格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