给定资料
1．近些年来，我国不断出现各种公共事件，有的在地方上酿成群众抗议，有的在互联网上造成轩然大波。这些事件之所以备受舆论关注，几乎都与民众对当地政府公信力的质疑直接或间接相关。显然，公信力已成为各地政府改善社会治理的最大短板。值得注意的是，这些事件都较快得到了平息，但它们连在一起又像是按下葫芦浮起瓢，似乎处在熊解决问题，但不能消除问题的阶段。在社会信用体系中，公信无疑是肯綮和支柱。公信一旦“动摇”，势必导致整个社会信用出问题。面对公信领域的突出问题，“立信”应成为公权机构及公职者认真思考解答的“必选项”和“首选项”。
“立信”不外乎立德、立言、立功。失德者失信，作为公务人员，理当承迎比普通公众更为严苛的道德标准和质问，理当拥有高度自觉的道德警醒与思虑。失信者亦多失于言。反思一些公共事件，有关方面倘若言必归真、事必求实，不加躲闪地回应公众质疑，不加遮掩地还原事实真相，不加偏袒地明辨是非曲直，应不至于激化矛盾、失去信任。无功不立信，群众喜欢干事者，支持创业者，厌恶滥竽者，憎恨腐败者。只有真正把心思和精力用在为人民于事创业、为国家建功立业上，才能赢得公众的信任和拥护。
“信”欲“立”，还须“信赏”“信罚”。相对来说，公权机关信“赏”不是很难，这一点，不妨学学“商鞅城门立柱”“千金买马骨”；更为重要的是信“罚”，更难做到的，也是信“罚”。罚生威，罚立信。对“犯了错”的公务人员来说，根据相关法纪、制度和程序，究其错，问其责，罚其过，不仅是维护规则、保障公正公平的必需，也是以儆效尤、保护挽救干部的必需，还是重建形象、再塑社会公信的必需。究错、问责和罚过，务求深究、真问、严罚，最忌偏袒包庇、避重就轻、虎头蛇尾；否则，不足以树威，不足以服众，不足以立信。
2．北京“7·21”大暴雨后，较之房屋、道路、农作物等损失，最牵动人心的是伤亡人数。虽然从最初的10人，到翌日公布的37人，死亡人数的发布已比从前大为提速；虽然北京市政府新闻办表示，经历了非典，在死伤数字上“绝不会隐瞒”。但是北京市在22日晚问公布的雨灾遇难人数37人在之后几天内一直未见更新，引发强烈质疑。
而这种关切，早在南丹矿难、汶川地震、蓟县大火中，在许多地方的突发性灾难中一次次呈现出来，而对这种关切的回应，既有成功经验，也有过一些反面教训。如何发布伤亡人数，如何为伤亡人数“脱敏”，成为治理者必须处理好的一个难题。
人命关天，对生命的关切乃人之常情。正因为生命无价牵动人心，作为权威发布者，政府自然要对伤亡人数的统计格外审慎，相关情况的核实也必须更加严肃。但与此同时，面对公众的“数字敏感”，甚至出现的一些“数字猜想”，也需要同时思考：这种审慎和严肃，如何与公众的关切与焦虑对接?又如何更好地彰显以人为本的执政理念?
比如，就死伤人数来说，从判断失踪到确认伤亡需要一个过程，但是否可以滚动发布，先报失踪人数，再报死亡人数?从发现死者到确认身份需要一套程序，但是否可以先报死亡人数，再报死者身份?民间传言或许不够准确，但是否可以当作线索去核实，既回应关切又查漏补缺?信息公开不是一个静态结果，而是一个动态过程，利用多种信息渠道及时回应公众关切，就能更好地保证群众知情权，最大限度地赢得社会各界的认同、支持。
灾难发生后，北京市委书记郭金龙强调，“因灾死亡情况及时向社会公布”。只有“公开”与“及时”连在一起，提速信息发布，提高发布质量，才能真正地以人为本，为死伤人数“脱敏”，也才能如恩格斯所言，从灾难和错误中学到比平时更多的东西。
3．“不管你信不信，反正我是不信了。”——2011年6月突然爆出的“郭美美事件”，让多年来一直热心于公益事业的张女士有些茫然无措。“以前觉得具有官方背景的红十字会应是最安全的捐款通道，现在看来或许远不完全是那么回事。”尽管“郭美美事件”发生后，红十字会作出了相应的澄清，但是张女士却表示，给出的解释缺乏足够的说服力，并不能完全让人信服。此前，无论是汶川地震、玉树地震，还是甘肃泥石流，张女士都曾通过向红十字会打款的方式参与公益。有时候，在一些公众场所看到红十字会设立的捐款箱，张女士也会拿出一些零钱投进去。但现在，她明确表示：“短期内我是不会再通过红十字会这个渠道捐款了，因为在我心中它已失去了应有的信任。”
不只红十字会，在之后的几个月，接连曝出的慈善总会“尚德诈捐门”、青基会“中非希望工程”等一系列与公益慈善有关的事件，都深深刺痛着社会大众的神经，直接导致了对慈善机构的信任度降低，捐出的善款骤减。据中国公益慈善网公布的信息显示，“郭美美事件”发生后，公众通过慈善组织进行的捐赠大幅降低。2011年3～5月，慈善组织接收捐赠总额62．6亿元，而6～8月总额降为8．4亿元，降幅86．6％。．
其实，遭遇信任危机，慈善组织并非孤例。近年来，怀疑一切似乎已经成为了很多人的心理共识。中国社会科学院2011年发布的社会心态蓝皮书显示，从总体上看当代中国人的精神状态显得生机盎然、活力四射。但与此同时，社会信任度正处于低值状态，对北京、上海、广州三市市民的调查结果表明，三市市民总体社会信任属低度信任水平。
中央党校社会学教授吴忠民认为，之所以会出现信任度不断降低的局面，关键在于作为社会情绪稳定器的公信力出现了问题。“公信力就是公众对公共权力及特定角色形象的信任度，体现了它们存在的权威性、信誉度以及影响力。”吴忠民表示，一旦社会公信力受到损伤，便会导致民众对负
足以服众，不足以立信。
2．北京“7·21”大暴雨后，较之房屋、道路、农作物等损失，最牵动人心的是伤亡人数。虽然从最初的10人，到翌日公布的37人，死亡人数的发布已比从前大为提速；虽然北京市政府新闻办表示，经历了非典，在死伤数字上“绝不会隐瞒”。但是北京市在22日晚问公布的雨灾遇难人数37人在之后几天内一直未见更新，引发强烈质疑。
而这种关切，早在南丹矿难、汶川地震、蓟县大火中，在许多地方的突发性灾难中一次次呈现出来，而对这种关切的回应，既有成功经验，也有过一些反面教训。如何发布伤亡人数，如何为伤亡人数“脱敏”，成为治理者必须处理好的一个难题。
人命关天，对生命的关切乃人之常情。正因为生命无价牵动人心，作为权威发布者，政府自然要对伤亡人数的统计格外审慎，相关情况的核实也必须更加严肃。但与此同时，面对公众的“数字敏感”，甚至出现的一些“数字猜想”，也需要同时思考：这种审慎和严肃，如何与公众的关切与焦虑对接?又如何更好地彰显以人为本的执政理念?
比如，就死伤人数来说，从判断失踪到确认伤亡需要一个过程，但是否可以滚动发布，先报失踪人数，再报死亡人数?从发现死者到确认身份需要一套程序，但是否可以先报死亡人数，再报死者身份?民间传言或许不够准确，但是否可以当作线索去核实，既回应关切又查漏补缺?信息公开不是一个静态结果，而是一个动态过程，利用多种信息渠道及时回应公众关切，就能更好地保证群众知情权，最大限度地赢得社会各界的认同、支持。
灾难发生后，北京市委书记郭金龙强调，“因灾死亡情况及时向社会公布”。只有“公开”与“及时”连在一起，提速信息发布，提高发布质量，才能真正地以人为本，为死伤人数“脱敏”，也才能如恩格斯所言，从灾难和错误中学到比平时更多的东西。
3．“不管你信不信，反正我是不信了。”——2011年6月突然爆出的“郭美美事件”，让多年来一直热心于公益事业的张女士有些茫然无措。“以前觉得具有官方背景的红十字会应是最安全的捐款通道，现在看来或许远不完全是那么回事。”尽管“郭美美事件”发生后，红十字会作出了相应的澄清，但是张女士却表示，给出的解释缺乏足够的说服力，并不能完全让人信服。此前，无论是汶川地震、玉树地震，还是甘肃泥石流，张女士都曾通过向红十字会打款的方式参与公益。有时候，在一些公众场所看到红十字会设立的捐款箱，张女士也会拿出一些零钱投进去。但现在，她明确表示：“短期内我是不会再通过红十字会这个渠道捐款了，因为在我心中它已失去了应有的信任。”
不只红十字会，在之后的几个月，接连曝出的慈善总会“尚德诈捐门”、青基会“中非希望工程”等一系列与公益慈善有关的事件，都深深刺痛着社会大众的神经，直接导致了对慈善机构的信任度降低，捐出的善款骤减。据中国公益慈善网公布的信息显示，“郭美美事件”发生后，公众通过慈善组织进行的捐赠大幅降低。2011年3～5月，慈善组织接收捐赠总额62．6亿元，而6～8月总额降为8．4亿元，降幅86．6％。
其实，遭遇信任危机，慈善组织并非孤例。近年来，怀疑一切似乎已经成为了很多人的心理共识。中国社会科学院2011年发布的社会心态蓝皮书显示，从总体上看当代中国人的精神状态显得生机盎然、活力四射。但与此同时，社会信任度正处于低值状态，对北京、上海、广州三市市民的调查结果表明，三市市民总体社会信任属低度信任水平。
中央党校社会学教授吴忠民认为，之所以会出现信任度不断降低的局面，关键在于作为社会情绪稳定器的公信力出现了问题。“公信力就是公众对公共权力及特定角色形象的信任度，体现了它们存在的权威性、信誉度以及影响力。”吴忠民表示，一旦社会公信力受到损伤，便会导致民众对负面消息的接受度不断提高，鉴别真伪的意识受到削弱，久而久之，便会造成较大面积的“信任危机”。来自人民网舆情监测室的监测显示，目前社会公信力下降导致的信任危机，以政府、专家及媒体最为严重。不相信政府，不相信专家，更不相信媒体已构成了当前社会上一堵亟待翻越的“信任墙”。
“从政府层面看，公信力损耗尤为明显。”人民网舆情监测室主任、舆情分析师庞胡瑞指出，当前一些政府部门或地方政府在突发事件面前试图封锁新闻和舆论，常常会进一步激怒公众，直接导致公众对政府发布的信息不信任，让政府为澄清流言、稳定人心付出了很大的代价。
此外，专家及媒体的公信力也同样受到了较大程度的削弱。在山西等地发生的地震恐慌中，地震局专家一再被公众当作调侃对象。
“通常情况下，政府、专家及媒体的信任危机并非各自孤立，它们往往都是拧合在一起出现。”庞胡瑞说，现实中，一些政府部门在应对公共事件上的非真诚表态，往往难以第一时间解除大众心中的疑惑，这时某些所谓的专家便会站出来通过媒体管道发表一些非公正的言论，试图平息民众的质疑，但结果却常常适得其反，引发连锁信任危机。
4．人无信不立，同样，一旦政府缺乏诚信、丧失公信力，就会变成“说话没人听，做事没人跟，群众拿刀砍”(云南孟连事件中云南省一位领导语)。
“瞒”，这一过去多发于安全事故多发领域的治理“恶疾”，时下正成为许多官员处理公共事件的施政“要诀”。
在造成35人丧生的河北李家洼煤矿井下非法采矿炸药爆炸事故中，李家洼煤矿长期无证非法生产，且事故发生后私自销毁尸体和事故现场，矿主和县乡政府有关干部串通瞒报事故长达2个月之久，事件被曝光后，有25名党政干部被处理。
在三鹿奶粉事件中，三鹿集团和石家庄政府有关领导受到责任追究，是因为他们分别长达8个月和38天“没有报告”，“违反了有关重大食品安全事故报告的规定”。
2008年12月，湖南省委决定免去滕万翠湖南湘西自治州委常委、委员职务。滕万翠在向有关调查组说明湘西吉首部分企业非法集资问题时，有严重的故意瞒报行为。
对上千方百计瞒报，对公众质询“打太极”，对媒体许以好处“戴口罩”。在北京许多厉行舆论监督的媒体驻地，长期活跃着两种人：一是民间上访的，二是地方政府“公关”的。这种捂盖子行为是一些地方政府诚信缺失的极端表现。
“政府讲话不算数”“政府欠债不还”“招商时千好万好，落户后雁过拔毛”，这是人们经常听到的抱怨。除了一些公共事件发生后的瞒报、推诿责任等不诚信行为，对政府公信力的漠视更经常、大量地体现在一些政府官员的“日常行为”中。
——招商乱开“支票”，信口承诺。一些领导或招商部门为吸引投资者，对土地、税收、水电费等给予优惠，实际上这种优惠条件往往与政策、法律相悖，难以兑现，在投资者眼里变成了政府说话不算数。
——政务不透明，办事“看人下菜碟”。一些政府职能部门虽然也搞办事程序公示，但由于信息不对称，正常渠道办事仍然此路不通，各种“潜规则”盛行，办不成事“天公地道”，办成事则是部门或个人的“恩赐”，政府的公信力被私人“交情”异化。
——新官不理旧政，“开来不继往”。有的官员新到任，喜欢独辟蹊径，另行一套，以示思路创新，启后不承先，对于遗留问题采取回避态度，导致中心工作随领导职务或注意力的改变而改变，最终失信于社会。
——“运动式”执法，动辄“一刀切”。某年“十一”前，广西北海市珠海老街的商户欢欢喜喜装点门面，想趁黄金周做一把生意，但客人未到“厄运”先到：辖区消防大队下发一纸禁令：经营场所不符合消防安全要求，责令停业整改。据了解，此番禁令是按上级指示采取的统一行动。一些经营者质疑：l00多年前建成的老街，根本不可能满足现在对建筑物的消防要求，能否从实际出发，允许各经营户配备室内灭火装备来防范?这种“一刀切”管理，表面看来有声势，实际是政府不依法管理、缺乏诚信的表现。
5．2012年6月，一份被曝光的事业单位招聘公告让浙江舟山审计局颇受关注。6月12日，浙江人事考试网发布招聘公告，舟山审计局招聘3名审计职位，要求l977年6月7 日出生。此事经一细心的网友发现，质疑之声四起，有网友戏谑此等“萝卜招聘”已经发展到如此精确的地步。
对此，浙江省人事考试办公室主任朱树民表示，这是工作人员疏忽，遗漏了“以后”两个字。事发后，该公告已修改，年龄要求里写着1977年6月7日以后出生。
这起由网民引发的“围观事件”中，工作人员的疏忽是公众浮想联翩的直接诱因。不过，这个看起来缺乏“更深背景”的解释，并不能抑制住网上舆论“总往坏处想”的冲动。
吸引公众视线的还有烟台苹果“毒药袋”事件。尽管国家统计局随即发布了权威报告，但这还是给山东苹果销售蒙上了一层阴影，直接导致烟台170余万无辜果农“很受伤”。
“塔西佗陷阱”，这个对公众来说还略感陌生的政治学名词，也许可以用来解释上述现象背后的共性。“塔西佗陷阱”得名于古罗马时代的历史学家塔西佗，通俗地讲，就是指当公权力遭遇公信力危机时，无论说真话还是假话，做好事还是坏事，都会被认为是说假话、做坏事。网络时代，对公共事件的处理稍有不慎，或者日常工作中出现疏漏，都有可能陷入此种恶性循环。
有专家指出，网络、微博的兴起使得各级政府部门必须正视社会舆论的考验和拷问。在网络时代，“塔西佗陷阱”正随着传播方式的变迁成为日常社会管理中需要频繁面对的挑战。
“这一现象被放大与互联网的快速发展、网民的广泛参与是分不开的。”国家行政学院教授、中国行政体制改革研究会副会长汪玉凯认为，在新媒体领域，网民成为信息发布的主体，如此庞杂的信息发布主体深刻影响了舆论环境的生成，传统媒体不再拥有绝对发言权。“有些事件通过网络放大，会有远远超出事件本身的传播力和影响力”，汪玉凯说。而当这些孤立的事件在网上此起彼伏，也会在潜移默化中影响公众的判断趋向，互联网就有可能发酵公众对政府的不信任情绪，形成“塔西佗陷阱”的舆论土壤。
6．近年来，随着民意调查在我国社会生活中发挥的作用日益重要，不同所有制的民意调查机构在民意调查市场中的竞争也愈发激烈。《嘹望》新闻周刊在调查中发现，民意调查客观真实性问题也开始受到质疑。比如，之前发生的一些民意调查结果失真现象，尽管有时是一些地方政府为了政绩而欺上瞒下的自导自演，或调查机构的方法不科学而使结果产生“偏差”，但都造成了极其恶劣的社会影响。
“要提防有些地方的民意调查，被个别官员作为树立政绩的工具。”中国政法大学政治与公共管理学院教授鲁照旺接受《嘹望》新闻周刊采访时认为，“利用民调结果粉饰太平将损害公信力”。
7．广州市首个地方技术规范《城市容貌规范》(以下简称《规范》)于2012年5月1日正式实施，对涉及城市容貌景观的建(构)筑物外墙清洗规范作出了明确规定。《规范》对不同材质类型的临街建筑物外立面的清洗频率作了具体规定，要求重点维护区域内的玻璃、金属板幕墙类型的建筑物外立面每季度必须清洗一次，而且清洗时间应避开雨季。
其中重点维护区内的小区建筑物要求石材、瓷面砖、水性涂料类型的建筑物外立面每年必须要清洗一次，一般维护区的小区外墙则必须每三年清洗一次。同时，外墙破损部分应及时清理、整修，外墙面表面应整洁完好，无明显脱落和污迹。
另外，主次干道上的沿街建筑物的门和橱窗应采用通透式的防护设施，外墙和玻璃门窗上不得书写、张贴标语和广告性语言。《规范》还对外墙其他污损现象作出了详细的规定。
受到城市容貌标准的约束外，各种机动车辆也会纳入标准控制的范围，除了要求城市车辆要保持车身完好、车容整洁、标志齐全醒目，车体严重破损变形、车容明显不洁以及排气装置不符合规定的车辆，还不得在市区内行驶。
不过，《规范》并没有说明重点维护区和一般维护区包括了哪些区域，同时对外墙清洗责任和费用也没有具体列明，包括外墙的清洗责任应该由业主还是居民负责、清洗的费用应该由居民承担还是政府财政支持，这些都是未知数。不少市民希望政府部门能尽快对《规范》给出更明细的操作细则，对清洗责任和费用有更清晰的说明，方便居民进一步落实《规范》。
对此，广州市城管委负责人表示，《规范》是推荐性的标准，不是强制性标准，并不能要求责任人强制执行。至于重点维护区和一般维护区如何区分，清洗外墙责任归谁，应该负什么责任，清洁费用由谁支付，市城管委、市质监局和市国土房管局正在编制《广州市主干道两侧和重点地区建筑物和公共外立面清洗翻新管理办法》，在此办法里将会有明确规定。
受访的大多数市民认为，希望清洗外墙的工作也能纳入政府城市市容环卫保洁的工作里，清洗工作统一交由政府清洁队负责人，费用也由政府财政支持。
对于雨篷和防盗网的规范与整改，也存在一些争议。
“如果出台了这个《规范》以后，认为我家的防盗网和雨棚影响城市容貌，是不是也要拆掉呢?”家住白云区某小区住宅的市民梁先生表达了自己的担忧：如果拆了防盗网家里被爆窃了该是谁的责任?雨棚拆了下雨天淹了阳台怎么办?他认为，现在《物权法》已经颁布实施，有关部门在制定标准时应该考虑到有关的法律法规，以免劳民扰民。
对此，广州市城管委负责人表示，雨棚和防盗网的设置在《规范》里没有强制性的规定，尽管《规范》是一个推荐的法规，但是要求统一材质和统一样式，目的就是让雨棚在城市容貌当中能够协调起来，如果不协调、样式五花八门，势必会对城市容貌产生不利的影响。
8·某报记者2012年2月底曾暗访某市一些与市民生活息息相关的市政府和机关网站。在一周之内，他们发出15封邮件，只有5封得到回复，另外10封邮件“石沉大海”。那回复的5封信，或失之于简，或时间太长，或只是礼貌地把“球”踢了出去。可见对于市民的网上咨询，大多数政府部门还停留在“前台挂号”的阶段，多数回复都“礼节性”大于“实用性”，循规蹈矩而缺乏热情。
近年来，各地政府部门相继建立了“网上政府”或称“电子政府”，在网站上设置“咨询服务”“举报投诉”“某长信箱”和“市民之声”等便民互动项目，民众可以通过上网向各政府部门寻求帮助。这是一件既有利于政府，又有利于百姓的事情，但其实际运行和效果却不够理想。一些网页设置的“咨询投诉”栏目往往都是上下左右的“边角料”，网页最醒目的部位通常都被“某某局新闻”“某某部门动态”占据；有的网站投诉、咨询信箱的链接失效，无法打开，程序不能运行，成为聋子的耳朵；有的无专人管理，使用率很低，对群众的咨询求助懒得搭理，抑或向外“踢皮球”，一推了之；有的回复“短小精悍”，毫无实用价值；有的甚至根本没有设置和群众直接互动的栏目。所有这些，使“网上政府”远离大众。
9·就“日本核危机事件中我们应吸取怎样的教训”这一话题，上海市政府参事、复旦大学图书馆馆长葛剑雄教授接受了某报专访。
“关于2011年的日本核辐射，社会上出现种种谣言等现象，首先是科学概念普及不够造成的后果。”葛剑雄教授认为，现阶段，人们关注的不再是解决温饱问题，而是提高生活质量，其中，安全也是最重要的关注点。在以前没碰到过核安全、核辐射的问题时，科普就不够，碘盐、碘片脱销，正是人们做了貌似科学而又违背科学常识的事情，因此对可能出现的问题要进行科学知识普及。此外，每个社会成员的行为、言论也应有道德底线，对社会负责。
葛剑雄教授指出：“重要的核辐射源等，政府应在全面地考虑利弊后，进行适度的信息公开，其实，大家身边已有很多核辐射源，如医用核、民用核等核原料储存公开与否都应有相应的法律保障。在日本的灾难中，世界各国出现不相信日本政府，日本政府不相信东京电力的现象都跟事发前信息不公开有关，紧急关头越解释越怀疑，诚信体系就没有了，所以，放射源的公开是必要的。”
“有形的谣言可击破，辐射等无形的谣言不容易被击破。”葛剑雄教授说，适度的信息公开可提高政府管理部门的公信力。
三、作答要求
1．“给定资料5”中提到：“‘塔西佗陷阱’正随着传播方式的变迁成为日常社会管理中需要频繁面对的挑战。”请结合社会实际，概括当前导致政府公信力不高的原因，以及如何破解“塔西佗陷阱”的舆论土壤。(20分)
要求：准确、全面、简洁，不超过500字。
2．“给定资料6”中提到的鲁照旺教授认为利用民调结果粉饰太平将损害公信力。他的这种观点有没有道理，为什么?请谈谈你的见解。(20分)
要求：观点明确，分析恰当，条理清楚，不超过300字。
3．广州市首个地方技术规范——《城市容貌规范》的出台与实施，引发了不小的争议。请仔细阅读“给定资料7”，归纳争议的焦点问题并作简要说明。(20分)要求：准确、全面、简明，不超过200字。
4．结合“给定资料”，以“诚信政府”为主题，联系实际，写一篇文章。(40分)要求：
①中心明确，联系实际恰当，内容充分；
②语言通顺，条理清楚，结构完整；
③不少于l000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