给定资料 1．胡锦涛总书记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上指出，提高自主创新能力。建设创新型国家，这是国家发展战略的核心，是提高综合国力-考呗网

申论

简答题给定资料
1．胡锦涛总书记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上指出，提高自主创新能力。建设创新型国家，这是国家发展战略的核心，是提高综合国力的关键，要坚持走中国特色自主创新道路，把增强自主创新能力贯彻到现代化建设各个方面。“十一五”期间，我国自主创新基础能力建设步伐进一步加快，为不断提高国家竞争力、突破经济建设中的重大技术瓶颈、保障国家安全和社会进步做出了重要贡献。构建了相对完整的基础研究体系，相继建设了一批重大科学工程、国家科学中心、国家实验室，显著改善了基础研究设施与实验条件，提升了我国基础科学和前沿高技术领域的原始创新能力。强化了产业技术创新能力，企业技术创新和科技投入的主体地位逐步确立，转制科研院所经济实力、技术创新能力和市场适应能力明显增强，产学研合作日益扩展和深化。国家工程中心等创新能力建设计划的实施，有力地支撑了产业技术进步和产业结构优化升级。加快了创新支撑条件和服务基础设施建设，科技资源的整合和开放共享取得新进展，技术转移中心、生产力促进中心等技术创新服务机构的重要作用日益凸显。同时，我国经济实力的不断增强和科技体制改革的进一步深化，也为自主创新能力的提升奠定了坚实的物质基础、创造了良好的体制机制环境。
2．2011年1月12日，汤姆路透(Thomson Reuters)知识产权解决方案事业部公布了《2010年创新报告：12个重要技术领域及其创新情况》。报告显示，中国的机构在4个领域中进入前十位。分别是电信领域，石油和化学工程领域，食品、烟草和发酵领域以及农业化学和农业领域。最靠前的是中石化，位列石油和化学工程领域第2名。其他列入创新前十名名单的中国机构还有浙江大学、南京大学、中国农业大学和中兴通讯机构。与日本、美国等发达国家相比，中国在创新能力方面的差距较大。根据该报告中的数据，日本的专利总量是中国的100倍以上，美国是中国的4．3倍，韩国是中国的1．8倍。日本机构进入了11个领域的前十名。其中航天航空、汽车、医疗设备、石油和化工、药品等5个领域创新水平
的第一名均是日本机构。在汽车领域，日本机构包揽了前5名；计算机和外围设备领域，日本机构占了8个席位；在家电领域和半导体领域中占了7个席位；在电信和医疗设备领域中占了6个席位。并包揽医疗设备领域前4名。美国机构和韩国机构分别入围9个领域。其中韩国机构在电信领域、半导体领域、家用电器、计算机和外围设备等4个领域占据创新水平第一位。根据报告中的数字，全球技术创新位列前三名的领域分别是计算机和外围设备领域、汽车领域和电信领域，分别占到2010年专利总量的28%、12%和11%。专利增长量最快的是航空航天领域，增长率达到25%。在这几个领域中均没有中国机构进入前十名。由于缺少拥有自主知识产权的核心技术，我国不少行业存在产业技术空心化的危险，成为我国产业进一步发展和进入国际市场的瓶颈。
3．M专家指出，我国不仅产业技术中的核心专利技术少，而且工业生产所需的大量技术装备，特别是高端产品主要依赖进口。我国的高端医疗设备、半导体及集成电路制造设备和光纤制造设备，基本从国外进口；石化装备的80%，轿车制造装备、数控机床、先进纺织机械、胶印设备的70%依赖进口。我国每年8万多亿元的固定资产投资，有70%是用于购置设备，而其中又有60%依赖进口。目前，我国技术的对外依存度超过50%，也就是说一半以上的技术需要从国外引进。尽管我国科技人力资源总量已是世界第二位，但与其他国家相比，特别是在相对指标(如每万名劳动力拥有的R&D人员)方面．差距仍十分明显。投入不足是长期困扰我国创新能力提升的重要制约因素。20世纪90年代以来我国R&D/GDP一直徘徊在0．6%～0．7%左右，2004年上升为1．23%，2005年是1．3%。当前，我国尚未建设形成有利于科技人员创新创业的科技基础条件平台，大型科研设施以及科研资料、科学数据等严重匮乏、分散落后，并且还存在着盲目重复购置、使用效率不高的问题，没有形成社会共享机制。由于缺乏国家层次上的整体规划和政策引导，无法实现科技资源的有效共享，科技人员难以及时了解和掌握国际国内最新的科技文献和数据。无法有效利用先进的科研设施。
4．我国对引进技术的消化吸收长期缺乏足够重视，只引进而不消化吸收，这成为产业技术进步的一个老大难问题。2004年，大中型工业企业投入技术引进与消化吸收的经费比例仅为1：O．15，而日韩两国技术引进与消化吸收的比例均保持在1：5～1：8。近几年，一些重点产业用于消化吸收的经费还有相对下滑的趋势。例如，2004年软件产业消化吸收比只有1/16，低于2000年的1/10；纺织行业的消化吸收比只有1/35，并且在1998至2003年间，消化吸收比最好的年份也只有1/20。由于消化吸收经费投入明显不足，导致对引进技术的消化吸收能力薄弱，严重影响了产业自主创新能力的提高。我国企业创新能力已经有了较大提高，但与世界先进水平相比仍然薄弱，尚未真正成为技术创新的主体。总体上看，我国企业研发投入不足，技术创新和新产品开发、引进技术的消化吸收能力仍比较薄弱。大中型企业研发投入占销售收入的0．71%，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只有0．56%，99%的企业没有申请专利，只有万分之三的企业拥有核心知识产权。同时，企业之间科技资源低水平重复严重，同一课题，重复立项，重复投资。在基础性研究、行业共性技术研发方面，企业间没有广泛建立和形成技术创新的战略联盟或协作关系。在企业技术创新能力低的情况下。充分利用科研院所及高等院校的科研能力，实现产学研紧密结合，对于推动技术创新具有重要意义。目前，我国“产学研”的结合还不紧密。科研机构和高等院校科技经费主要来源于政府资金，得到企业资金支持的较少。企业对目前“产学研”结合中企业处于从属地位的状况很不满意。企业认为国家的经费偏重于支持高校。而高校搞出来的成果往往市场性不强，成果转化困难。大学、科研机构往往只注重技术指标的先进性，忽视了市场需求。“产学研”，“产”在前，没有“产”，“学”、“研”就失去了动力和方向。同时，无论是生产型企业，还是转制科研院所，都注重现实经济效益，对关系国家竞争能力和企业长远利益的共性、关键性、前瞻性技术研究的重视度不够。
5．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增强我国自主创新能力的体制、机制与政策研究》课题组成员W表示，造成自主创新能力不足的原因是多方面的，既有历史的背景，也有政策导向的问题；既有客观条件的限制，也有认识和理念上的误区，但主要是缺乏自主创新的动力、机制和政策环境。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不完善，没有形成公平竞争和讲究诚信的市场环境。知识产权保护制度尚不完善，尚未建立起有利于自主知识产权产生和转移的法制环境。整个社会缺乏创新的文化氛围，培育创新人才和创新精神，尊重个性、恪守诚信、公平竞争、激励探索、提僵冒尖、宽容失败的良好的创新文化和创新环境还没有形成。W指出．虽然全国上下普遍重视和强调发挥“科学技术第一生产力”的作用。但有些地方和部门并没有把技术进步和创新放在经济社会发展的优先地位。这主要表现为：科技与经济结合问题尚未得到根本解决：政府在产业发展中职能越位和缺位的现象并存；相关部门之间和部门内部缺乏协调机制，影响了产业创新能力的提升和产业的发展；国家对一些重要产业缺乏对自主创新的总体部署和有效安排：现行政策体系与支持自主创新导向不协调以及政府资金投入使用效率不高，重复浪费严重等多个方面。我国企业研发机构数量较少，研发能力不足。在“产学研”结合中，企业基本处于从属地位。企业普遍重生产轻研究开发，重引进轻消化吸收，重模仿轻创新，创新层次低，高端发明少。很多企业处在有“制造”无“创造”、有“产权”无“知识”的状态，一些企业甚至靠仿造和假冒生存。我国还没有形成真正能保护企业家利润动机的机制和规则。产权制度和法人治理结构不完善，管理制度和利益机制不健全，导致生产经营中的短期行为，重当前、轻长远，缺乏通过自主创新做强做大企业并实现持续发展的内在动力。目前，大学的科研力量还比较分散，科研工作缺少长期、持续发展的综合目标；科研规划与重点项目的整合程度不高．难以实现科技资源和成果共享，低水平重复的现象还时有所见；大学现有技术创新平台的综合性、交叉性、集成性以及国际化程度普遍较低，交叉学科、新兴学科得不到强有力的投入和支持。科学研究、学科发展缺乏核心竞争能力；科研成果转化的资金匮乏，只有不到10%的科研成果或专利转化为现实生产力。多年来，科研机构的研究开发活动，存在着单纯的技术导向倾向，注重技术参数、指标的先进性，但对市场需求和规律缺乏把握，其成果往往不具有市场能力。
6．新世纪新阶段，我国自主创新基础能力建设面临着发展机遇和竞争挑战并存的形势。当今发达国家和新兴工业化国家都将创新能力建设放在极其重要的地位。突出创新能力建设的国家目标。加大投入强度。在国家战略和相关规划、政策中予以高度关注、重点倾斜。同时，通过改革完善投入机制，加强顶层设计和统筹规划，不断提高公共科技设施的利用效率和科技成果产业化运用的成功率。当今世界，学科分化与交叉融合加快，科学发现、技术发明以及重大集成创新呈现群体突破态势，科学发现到技术发明创新和产业化运用的时间周期越来越短，并且日益依赖重大科技设施。这些都对自主创新基础能力建设的布局、周期、水平提出了新的更高要求。经济全球化加速了创新要素跨国流动和国际产业结构调整以及我国经济融人世界经济的进程。使我们可以更好地利用全球科技资源促进我国自主创新能力的提升。同时，创新能力日益成为国际竞争的焦点，原本就具有科技优势的发达国家更加强化知识产权保护，极力维护其技术垄断地位，如何有效保护本国利益、保护本国产业安全和提升科技自主创新能力，也成为各国特别是发展中国家必须面对的挑战。由于多年来粗放式的经济高速增长和产业结构水平低下，我国经济社会发展长期面临的人口、资源、环境等约束因素已经凸显出来，只有加强自主创新基础能力建设，才能为经济增长提供新动力，才能为产业结构优化升级提供持久有力的技术支撑，才能真正实现增长方式的根本性转变，将科学发展观落到实处，才能在日趋激烈的国际竞争中赢得主动，有效地保障国家经济和国防安全，顺利实现和平崛起。
7．推动经济社会发展，必须依靠创新驱动和人才支撑，必须加快教育改革发展，发挥人力资源优势，全面推动经济发展向主要依靠科技进步、劳动者素质提高和管理创新转变。加快建立以企业为主体、重大创新平台为支撑、产学研用相结合的自主创新体系，大力推进科技进步和创新，显著增强原始创新、集成创新和引进消化吸收再创新能力。(摘自《湖南省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二个五年规划纲要》)“十一五”时期．湖南省加快以长株潭试验区为龙头的两型社会建设，经济持续快速增长，产业结构进一步改善，生态环境取得明显成效，人民生活水平不断提高。地区生产总值由2005年的6473．61亿元，增加到2010年的15902．12亿元，科技进步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达51%，比“十五”末提高4个百分点。在湖南这样一个钢铁、有色冶金、化工、造纸和电力等高能耗、高污染行业比较集中的地方。应当如何建设“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社会?湖南人做出了靠自主创新支撑“两型”产业，用“两型”产业引领“两型”社会的战略选择。通过自主创新，湖南已经集聚了一批节能减排重大专项和平台建设项目。针对湘江流域重金属污染治理，湖南通过自主创新形成了区域循环经济关键技术、重金属污染治理技术、高效清洁冶炼工艺等一批重大科技成果，为把湘江打造得更美好提供了坚实的技术支撑。湖南紧紧围绕建设“两型”社会的战略目标。建设了一批科技共享服务平台、区域科技创新服务平台、工业设计创新平台、重点实验室和工程技术研究中心，进一步整合、优化了科技资源配置。有效提升了节能减排的自主创新能力。创新平台在引领高新技术产业发展和支撑经济社会发展中。起到了重要的集聚、辐射和带动作用。
徜徉三湘四水，感受“两型”气象，一股自主创新的新风扑面而来。“十二五”时期，湖南力争综合科技、创新能力进入全国十强，科技进步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超过55%，为此，湖南全省正按照“创新引领、科技支撑、跨越发展、惠及民众”的总体要求，以提高自主创新能力为核心，着力突破产业关键技术和共性技术，加快培育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大力发展民生科技，全面推进自主创新体系建设，走上了一条创新驱动、内生增长的发展道路。
8．一个小国，诞生了爱立信、沃尔沃、宜家、ABB、伊莱克斯等世界知名的大企业，诞生了人造心脏、伽玛刀、鼠标、心电图记录仪等造福人类的一大批发明，诞生了发明家诺贝尔、植物分类发明家林奈等一批伟大的科学家。悠久深厚的创新文化融合了现代意识，瑞典的创新一直走在世界的前列，吸引了一批又一批国外专家、学者前来学习、调研。
瑞典促进创新的主要政策工具有：一是公共研发投入。瑞典研发投入约占GDP的4%，其中约1%来源于公共财政。由于瑞典国家较小。在研发投入上不可能面面俱到，因此瑞典选择一些重点领域进行集中研发。二是通过消费市场补贴反向刺激某个领域的创新活动。如对环保汽车，从2007年4月1日到2009年12月，每公里温室气体排放量小于一定量的新购买的汽车给予10000克朗的补贴，同时环保汽车进城免收拥堵费。以此刺激环保汽车及其相关领域的创新。三是对特定项目免征税收。瑞典政府通过税收杠杆刺激风险资本对创新型企业的投资。由于创新体系市场评价的复杂性和周期过长，使之成为一个世界性的难题。尽管如此，瑞典创新局曾对三个重点领域，即数码通讯领域、光电子和生物技术领域的政策支持体系进行了评估。1975-2000年有关数据显示，对这些支持政策回报达到10～30倍，经济效益良好。创新成果能否顺利进入市场，能否获得足够的资金进行产业化是重要条件。风险资金在创新成果的市场化方面起到了积极的作用。瑞典的国有创业基金、风险投资基金与市场融资机构如银行、风险投资机构等相结合，为中小企业提供了全方位的融资服务体系。政府鼓励中小企业通过市场融资渠道解决投资问题，但私有金融机构一般不愿为高风险的中小企业贷款，这时，国有融资机构就承担起融资服务的责任。瑞典政府采取措施，积极支持建立中小企业孵化器。在创新具体支持和引导下。目前几乎瑞典所有的大学都建立了自己的产业孵化基地，其中最著名的是查尔姆斯理工学院以及卡罗琳斯卡医学院的孵化基地。Ideon科学园区，是欧洲最大的科学园之一，也是该省技术创新和新技术孵化器。雄厚的科研技术背景，加上易于获取的风险资金和管理技术，以及充足的技术人员是该省在ICT领域成功的重要因素。瑞典拥有一批世界顶尖的知名学府，如卡罗林斯卡医学院、乌普萨拉大学、斯德哥尔摩大学、隆德大学。良好的人才培育环境，使瑞典创新的动力源源不断。瑞典的文化和教育环境，培养了具有独立人格的创新人才。瑞典人从小学受到的教育就是讲究和谐、平等、团队，尽量不突出个人英雄主义，一切任由天性和本能。这种从小就树立和培养起来的放松心态，让有创新能力的人不带有功利思想，不急于求成，更能自由地进行科学探索和技术发明，创新也是更多地出于个人兴趣爱好。瑞典的这种创新的文化氛围，是瑞典创新经久不衰的重要因素。瑞典的微观创新组织主要指研究院(所)、研发型企业、大企业的研发部门，普通意义上的企业创新能力也较强。瑞典创新组织之所以活力强，与其组织结构、组织文化和组织的外部网络是分不开的。一是创新组织的架构适应创新的发展。瑞典创新组织的结构呈扁平化，层级少；研究团队的组建自由度较大，垂直、水平信息传递障碍很小，因此在组织内交流很活跃。二是组织文化有助于员工积极性和创造性的发挥。在组织内部，上下级之间、性别之间比较平等，在这样的环境下工作，研究人员心情舒畅，容易发挥主动性和创造性。三是创新组织之间交流活跃。瑞典将创新组织联系的网络视作智力资产的一部分，重视与国内外创新组织建立联络。瑞典的商、协会经常组织“Networking”(一种加强组织之间联系的聚会)，讨论会也经常不断，使创新组织能够及时了解业界的最新进展，并进行相互启发。
作答要求
(一)根据给定资料，概括说明我国自主创新能力不足的原因，并分析指出，我国加强自主创新能力建设的必要性。(30分)
要求：准确、全面。字数不超过400字。
(二)给定资料2-4提到了我国在自主创新基础能力建设方面存在的主要问题，假设你是某省科技厅的工作人员，请你提出解决这些问题的具体措施。(20分)
要求：问题明确、措施得当、具有针对性；分条作答。字数不超过300字。
(三)请结合给定资料，以“自主创新”为主题，自拟题目，自选角度，写一篇议论文。(50分)要求：
(1)中心明确、联系实际恰当、内容充分；
(2)语言通顺、条理清楚、结构完整；
(3)字数1200字左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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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根据给定资料，概括说明我国自主创新能力不足的原因，并分析指出，我国加强自主创新能力建设的必要性。(30分)
要求：准确、全面。字数不超过400字。
【参考答案】
造成我国自主创新能力不足的主要原因是我国缺乏自主创新的动力、机制和政策环境。具体表现为：一是市场体制不完善，没有形成有效推进自主创新的体制和制度环境；二是政府作用和政策没有发挥好，有时甚至成为自主创新的障碍；三是企业创新能力不足，创新的动力机制有待完善；四是大学和科研院所创新能力不强、创新机制不健全。新世纪新阶段。我国自主创新基础能力建设面临着发展机遇和竞争挑战并存的形势，加强自主创新能力非常必要。一是各国政府普遍重视创新能力建设和有效利用；二是科学技术迅猛发展对创新能力建设提出新的要求：三是全球化给我国自主创新基础能力建设带来新的机遇和挑战；四是我国所处的发展阶段决定了必须大力加强自主创新基础能力建设。
(二)给定资料2～4提到了我国在自主创新基础能力建设方面存在的主要问题，假设你是某省科技厅的工作人员，请你提出解决这些问题的具体措施。(20分)
要求：问题明确、措施得当、具有针对性；分条作答。字数不超过300字。
【参考答案】
存在的问题：一是核心技术受制于人，产业技术中的核心专利技术少；二是引进技术消化再创新能力薄弱；三是以企业为主体、产学研结合的技术创新体系尚未形成；四是人财物投入严重不足。解决措施：一是加强整体规划和政策引导，提高产业技术核心竞争力，培育核心专利技术。二是对先进技术坚持引进与消化、吸收、创新并举的原则，将先进技术融入传统产业体系，形成可持续发展的产业升级能力。三是加强产业创新主体建设。引导企业间在基础性研究、行业共性技术研发方面广泛建立和形成技术创新的战略联盟或协作关系。充分发挥科研院所及高等院校的科研力量，实现产学研紧密结合。四是加大人财物投入，打造利于科技人员创新创业的科技基础条件平台。
(三)请结合给定资料，以“自主创新”为主题，自拟题目，自选角度，写一篇议论文。(50分)
要求：
(1)中心明确、联系实际恰当、内容充分；
(2)语言通顺、条理清楚、结构完整；
(3)字数1200字左右。
【参考例文】
振自主创新之翼助民族国家腾飞
《诗经·大雅·文王》日：“周虽旧邦，其命维新。”三千多年前，周文王禀受天命，昭示天下：周虽然是旧的邦国，但其使命在革新。正是因为这种废旧立新的“革新”精神，使得当时各部落在周文王的统治下势力强盛，为之后周武王伐纣灭商提供了物质准备和精神支持。产生于三千多年前的这种“革新”意识，在今天可解读为解放思想，改革创新。江泽民同志亦高屋建瓴地指出：“创新是一个民族的灵魂，是一个国家兴旺发达的不竭动力。”中华民族虽是一个拥有悠久历史的国度，但是不断改革、创新与发展更是我们的历史使命。提高自主创新能力对于建设创新型国家、增强我国国际竞争力的重要意义不言而喻。当前，我国已经进入致力于主要依靠创新推动经济发展的新阶段，但与发达国家和新兴工业化国家和地区相比还有较大差距。总体上讲，我国目前整体创新能力不高，企业尚未真正成为技术创新的主体，缺乏创新的动力和机制。造成这种局面的原因是多方面的，有历史的背景，也有政策导向的问题；既有客观条件的限制，也有认识和理念上的误区，但主要是缺乏自主创新的动力、机制和政策环境。我们应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高举自主创新这面大旗，下大力气、花苦功夫、扎扎实实地推进自主创新能力建设，以助推民族国家的腾飞。提高自主创新能力，务必营造利于创新的政策环境。瑞典的创新之所以一直走在世界的前列，首要的一点即是其构建了一套完善的政策促进体系。我国应加快相关政策法规的制定，实施有利于加强自主创新基础能力
建设的财税、金融政策，规范和促进自主创新基础设施的投资、建设、运行和管理。坚持走政企分离的道路，鼓励企业建立现代企业制度。建立健全法制法规，保障和维护创新成果。依法惩处侵犯个人、法人创新产权行为。行为严重者，追究其法律责任。提高自主创新能力，务必发展先进技术，培育创新组织。邓小平同志曾高瞻远瞩地提出：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提高自主创新能力，应在生产力上寻求突破。这就要求政府成立专门研究技术开发的部门。如研究院(所)、研发型企业、大企业的研发部门，组织专门人员进行创新工作。同时，要鼓励企业进行自主创新．发明创造新技术，开创新领域，提高自身的核心竞争力。提高自主创新能力，务必大力实施人才强国战略。人才竞争是当今国际经济及科技竞争的焦点。增强自主创新能力，必须以打造创新领军人物和创新团队为重点，通过实施科技项目、建设创新平台、营造环境等途径来培育和集聚优秀科技创新人才推行人才强国战略，在人才使用上有新突破。坚持以人为本，重视人才的培养、任用。企业要搭建充分展示自我能力的平台，鼓励人才自由创新。高校要加强人才的创新能力培育。鼓励学生进行自主创新，提高创新能力。同时企业与高校应加大相互交流的层面、层次、广度、深度，创造出更多科技文化成果。
“事者，生于虑，成于务，失于傲。”当前，我国改革和发展正处在一个关键时期，各级部门及其干部应周密考虑和精心安排各项自主创新工作，要把党和政府的各项自主创新政策措施落到实处，时刻保持清醒头脑，增强忧患意识，大力加强自主创新能力建设，为加快经济增长方式转变、产业结构优化升级和突破人口资源环境等瓶颈制约提供有力支撑，带领群众把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事业推向前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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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在广东省“双转移”战略的引导和鼓舞下，南雄市委、市政府转变思路，变边缘劣势为前沿优势，充分发挥南雄作为广货进入华东乃至内地的“桥头堡”的优势，创新机制承接产业转移，集成服务发展县域经济，形成了独具特色的“南雄模式”：以集成服务为核心明确政府职能。一是打造优质高效的政务环境。二是为企业搭建强大的技术支撑平台。三是打造专业型领导干部队伍。四是建立集政府、银行、担保公司、企业“四位一体”的融资体系，为园区基础设施建设和入园企业信贷提供融资平台和金融服务。五是加强与专业招商机构合作。以机制创新为抓手快速推进基地建设。基地建设初期。南雄市委市政府面临资金缺乏和经验不足等相关问题，基地建设所需各种要素也不齐备，仅仅通过廉价土地出让和提供各种优惠政策难以对珠三角及国内外的企业形成吸引力，更谈不上有效的产业聚集。“思路决定出路”，南雄市委市政府抛开传统的招商引资模式，开辟了“以商引商”的路子。以“软环境”为依托培育产业的根植性和内生性。基础设施建设和招商引资只是基地建设最基本的工作，企业进来了能否发展和可持续经营才是长远的问题，为此南雄市委市政府聘请国内外化工产业行业的知名专家，为基地进行了长远和系统的规划，进行了精细化工产业链全链条的布局。
4．所谓“扩权强县”，是指数年前就开始在浙江等地实施的一种政府财政体制改革。这一改革的核心内容就是通过扩大县一级政府的相关权力，以使县一级政府具有更大的自主权，从而为实现县一级政府的经济发展和社会管理职能奠定基础。“扩权强县”改革具有非凡的体制突破意义。其核心含义在于，在现行行政层次结构下，把省、市两级的一些审批权力直接下放到县。使县一级政府拥有更多的自主发展权，这样有助于减少管理层次，降低行政成本，提高管理效率。带动县域经济“驶入高速发展的快车道”。“强县扩权”正成为地方政改新潮。其主要做法是扩大县级经济管理权限，尽力摆脱“市刮县”现象。“扩权强县”由浙江首先试水。早在1992年，为了“在经济上和上海接轨”，浙江对13个经济发展较快的县(市)进行扩权，扩大基本建设、技术改造和外商投资项目的审批权。1997年浙江又进一步在萧山和余杭等县(市)试行部分地级市的经济管理权限，扩权的力度明显提升。2002年浙江又将313项审批权下放给绍兴、温岭和慈溪等17个经济强县(市)，把地区一级的经济管理权限直接下放给县(市)。从2007年起，浙江又实行强镇扩权战略，选定141个省级中心镇。赋予部分县级经济社会管理权限。四轮放权后，义乌市被媒体称为“全国权力最大县”。在浙江尝到了“扩权强县”的甜头后，吉林、河北、湖北、江苏、黑龙江、河南、广东、江西、辽宁、山东、福建等省从2002年起先后开始“扩权强县”改革。以前我国大多数省市实行的“市管县”体制，初衷在于以经济发达城市为核心，带动周边农村地区的发展．形成城乡一体化发展的区域经济格局。这一体制在当时的经济、政治条件下，对于促进改革开放初期行政区域和经济区域的协调。推动区域经济、社会发展起到了一定的作用。但是，随着市场经济的深入发展，特别是县域经济的异军突起，“市管县”体制早已失去当初的功效，反而成为束缚县域经济发展的体制性因素。因而，取消“市管县”体制，改为采用“省辖县”体制已经成为理论界和行政管理者的主流观点。我国市场经济建设已进入了一个全新的时期．这一时期以突破阻碍市场经济发展的体制性因素为主要特征。市场经济的要义之一就是市场决策权力的分散化，只有靠理性人分散的决策才能最终形成有利于社会经济福利的行动结果。因此，为了与已经高度分散化的市场决策权力格局相一致，必须在公共行政层面上进行权力的重新分配，使公共行政权力“零距离”地接近自己的服务对象。只有这样，才能形成扁平化的行政结构，节省行政成本，才能将行政决策权力还给地方，以更好地针对当地情况，发展具有特色的县域经济，为我国的市场经济发展增添新的活力和夯实小康社会的微观基础。应该说，“强县扩权”正是适应新时期市场经济和公共行政发展需求的应时之举。扩权强县改革值得注意的是，当前一些省份推行“强县扩权”乃至省直管县，其目的绝不应停留在财政收入的上收。推行“省管县”的核心目的在于富民强省、留利于县。换句话说，就是要革除现行城乡关系管理体制的弊端，探索出统筹城乡发展的新经验，加快从“城乡分离”向“城乡统筹”的管理体制转型。必须看到，进一步精简机构，减少行政层级、提高行政效能是这次改革的根本目的。而当前有些省级政府管理规模与幅度过大，势必给直管县带来较大难度。从这个意义上说，“强县扩权”的改革尝试，也是地方政府辖区的最优规模的探索过程。
5．如同一枚硬币有正反两面，“强县扩权”改革试点虽然取得了明显成效，但也遇到了一些具体问题和困境，有些还表现得较为尖锐，需要引起高度重视与认真对待。一些地级市和省直部门的“惜权”思想严重，本应由扩权县(市)享受的政策没有真正落实，存在“先放后收、放小不放大、放虚不放实、明放暗不放”的现象。一些地级市为了保住既得利益不愿放弃权力，甚至出现市与扩权县(市)在诸如养路费、车辆附加、交通规费等的征收中争利的现象，扩权和放权难关重重，情况不容乐观。由于扩权试点改革削弱了市级政府的既得利益，因此这场改革很难得到市一级的支持，催生了县(市)与原来省辖市之间的矛盾。扩权县(市)既要主动维护使用对省一级部门的话语权，又要维护与市相关部门的关系，原来的“一个婆家，一头应酬”变为“两个婆家，两头应酬”，哪方面都不能疏忽和大意。这种在省和市之间“踩钢丝”、“玩平衡”的状况增加了扩权县(市)协调的工作量。按照文件规定，试点县(市)有的项目可直接报到省直部门，但现实中仍要通过市再上报审批，有的权限虽下放到县(市)，资金分配等还是按原程序运作。部分试点县官员将“强县扩权”形象地比喻为“看到文件一喜，到部门办事一愣，最终结果心里一凉”。一些省辖市在权力下放的同时，将应尽的责任和义务也一股脑儿甩出。如，一些扩权县经济发展指标过去在市里的排位较靠前，而现在普遍被压到后面，甚至被挤到全市的末位，农用地转用指标、项目分配和资金配套等支持也相应出现衰减，有媒体形象地将其描述为“扩权县(市)有了对省府的话语权而失了市府的支持度”。一些试点省面对扩权后管理半径扩大、工作量增加和工作要求提高的情况，个别部门的管理能力和人员素质受到挑战，“偏好型决策，强制型服务，检查型工作”的痕迹较为明显，存在着对接不到位的问题。实施“强县扩权”改革后，扩权县(市)跑省城请示汇报、开会学习的次数增多，加之省里的一些业务部门与处室也经常召开会议，交通差旅等费用大幅度增加，交通不便的边远地区则更为突出。依据国务院扶贫办《国家扶贫开发工作重点县名单》和国家民委的《民族自治地方国家扶贫工作重点县名单》，对681个试点县(市)的经济发展水平进行统计分析可知，在扩权试点县(市)中属于经济强县(市)的为544个，约占总数的80%；属于经济弱县(市)的为138个，约占总数的20%，比例明显偏低，而如果根据各省官方文件对于扩权县(市)经济发展水平的认定，其比例则更低。这种过度差序结构不利于探索相对落后地区县域经济的发展模式，也容易加剧各个县(市)间发展的不平衡。
6．扩大县域经济社会管理权限，是激发县域经济发展活力的有效途径。因此要抓住有利时机，进一步推进扩权强县改革的顺利进行。发展县域经济，总的原则是只要有利于县(市)加快发展，该放就放、能放尽放，切实做到真放权、放实权，真正把实质性、关键性和涉及具体利益的权限放给县(市)。对那些可以由市场和社会行业组织承担的，要坚决取消和下放。要建立一种市县两级和谐相处、既竞争又合作的新型关系，形成“交互理性”。一是要统一放权市级政府的思想认识，引导市级各有关部门充分认识权力下放的重要性。二是明确扩权后市级政府的职责定位。三是要明确权力的归属，规范操作程序。四是要建立和完善利益平衡机制。分权化改革的政策内涵是通过制度创新，使“三农”问题突出的区域摆脱困局，提升整个县域经济的活力，促进城乡协调发展。因此，目前的改革应从侧重于对经济强县(市)放权的“强县扩权”模式向对所有县(市)平等放权的“扩权强县”模式转换，欠发达的经济弱县(市)更应成为关注的重点，今后在试点县(市)的选取上应更多考虑经济发展相对落后地区的县(市)，通过平等扩权，促进不同经济发展水平的县(市)共同繁荣、共同进步，同时也有利于我国探索出一整套适用于不同类型地区县域经济发展的有效模式。进一步降低行政成本。一是要进一步加快省市两级政府的职能转变。二是要大力普及电子政务。三是要实行进一步简化办事程序、实行政务大厅集中审批、联合办理。四是要进一步精减会议数量，提高会议效率。五是要加大现代交通网络建设力度，尽快形成方便、快捷的交通运输系统。省级政府各部门要尽快适应强县扩权和行政管理扁平化趋势对其工作理念与工作方式提出的新要求，进一步加强业务学习，改造政府流程，调整工作方法，提高工作的回应性，增强垂直指导县域发展能力，加大对扩权县(市)的监管力度，建立扩权约束机制，将县域的全局性、战略性、关键性问题纳入重点指导范围，将容易出问题和被忽视的环节纳入重点监管范围。促进县域经济科学、协调、和谐发展。市级相关部门要尽快消除新型市县关系带来的不适应症状，进一步转变思想观念，及时调整政府职能，一如既往地支持扩权县(市)的改革发展。扩权县(市)的领导及工作人员要加强学习与培训，提高政策运用能力、工作协调能力、科学发展组织能力；要加强与省市两级相关部门的沟通联系，积极做好应对工作；要跟踪研究上级关于“扩权强县”的有关政策，吃透精神，采取有力措施，用足用活扩权政策，赢得“扩权强县”的最大效益；要不断探索创新管理方式，切实提高公共服务的质量与效率，构建“既廉政又廉价”的现代服务型政府。“强县扩权”改革在一定程度上清除了制约县域发展的现行经济与社会管理体制，对深化行政管理体制改革、提高行政效率、降低县域经济发展的交易成本、推动未来行政区划改革、促进城乡协调发展具有重要意义，但由于此项改革是在我国现行体制保持稳定的情况下进行的，其制度适应性必然受到现行体制的诸多羁绊。当下我国的行政体制改革已经从减人、减事和合并机构的调整，扩展到减少行政层级的结构性变革上，扩权县(市)人事管理权的省辖市统管已成为其发展的最大体制障碍。“扩权强县”改革问题的最终解决，相当程度上要依赖于以行政体制省管县(市)为主导模式的地方政府体制改革，而“强县扩权”改革与各地竞相试水的财政体制省直管改革则为行政省直管的顺利推进积累了丰富的政治智慧和实践经验，成为行政省直管县的实质性前置环节。
7．农民增收问题是“三农”问题的核心，最有效的解决途径就是减少农民数量。如果大多数农民永远停留在土地上，农业效益就难有大幅度增长，农民收入水平就永远难有大的跨越。因此，减少依靠土地的农民数量，转移农村剩余劳动力，成为县域经济发展的重中之重。转移农民的另一重要途径在于城镇化。城镇化水平越高，土地基础设施利用率就越高，使用边际成本就越低，资源的利用率就越充分，经济主体间的交流就越多，产业问自然会形成相互衔接的链条，人流、物流、信息流、产业链的互动性可创造更多的就业机会，就会出现以农兴城、以城促农、城乡联动，农民不仅进得来、留得住，而且可以将城镇的文化、科技、信息向农村扩散，更好地发挥“辐射源”的作用。振兴县域经济，就必须做好城镇化这篇大文章。目前这种撤乡建镇，遍地开花的理想化、一刀切做法，不符合经济发展规律，只能浪费大量人力、物力和财力。必须以中心城镇建设为重点，实行优势城镇率先崛起，达到产业、人口、资本、资源等要素的快速聚集，实现规模经营。从而使城镇化成为经济发展的增长极。
8．小城镇是具有中国特色的城镇化道路的选择，是推进城镇化的重要途径。从转移农村人口目标看，不仅大中城市生活成本和就业成本远远高于小城镇，农民外出打工的收入很难支撑在各类城市的定居生活，而且城市国有企业下岗职工面临的困境、社会保障支付的压力以及现有城市公共基础设施建设的水准，在～定程度上也提高了农民进城定居的“门槛”。而小城镇与农村的天然联系和较低的进入成本，使其成为离开土地农民的理想去处，从这一点来讲，其作用是大中城市无法替代的。在未来一段时期内，小城镇将在活跃县域经济、推动城镇化进程中发挥更大的作用。小城市要抓住机遇，主动承接大城市的辐射带动作用，积极发展“拾遗经济”、“补缺经济”和“城郊经济”，大力引进大城市建设过程中转移或外溢的产业和企业，积极开展与大城市大企业的生产合作，为其提供初级产品和零配件，实行配套协作生产，“借船出海”，不断壮大经济实力，扩大城市规模，尽快成长为中等城市，形成大、中、小城市的合理布局与小城镇蓬勃发展的城市体系。城镇化的推进。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城镇本身能否为进城农民提供广泛的就业机会。在未来发展中，第三产业将是吸纳劳动力的主渠道，加快第三产业发展，就成为推进城镇化的主要举措之一。各县县城及中心镇，要从自身优势出发，积极发展服务于生产、生活等方面的各种服务业，特别要重视发展农副产品流通业。农产品流通是连接农产品生产和消费的桥梁和纽带，属劳动密集型产业，具有吸纳劳动力强、对技术和资本要求相对较低、与“三农”连接紧密等特点，同时在县域第三产业中占有重要地位。各县要根据本地实际，依托特色农业和特色资源开发，因地制宜、统筹规划，搞好产前信息：产中科技和产后销售服务，加快农产品区域化、专业化、集约化经营步伐，重点建立和完善农产品流通服务体系。
作答要求
(一)根据给定资料，概括说明南雄县域经济发展过程中的主要制约因素，并谈谈发展县域经济对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意义。(30分)
妻求：准确、全面。不超过400字。
(二)“给定资料5”提到我国强权扩县改革的主要问题，请结合“给定资料6”，提出解决这些问题的具体措施。(20分)
要求：问题明确、条理清楚、对策合理、具有针对性。不超过300字。
(三)县域经济是统筹城乡经济社会发展的基本单元，是国民经济的重要基础。然而在县域经济发展过程中，各地仍面临着各种困难和问题，如何促进县域又好又快发展已成当务之急。请围绕“县域经济”主题，自选角度，自拟题目，写一篇文章。(50分)
要求：
1．主旨明确、联系实际恰当、内容充分：
2．结构完整、条理清晰、语言流畅：
3．不少于800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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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给定资料
1．2011年6月30日下午，十一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二十一次会议表决通过了全国人大常委会关于修改个人所得税法的决定。根据决定，个税起征点将从现行的2000元提高到3500元。2011年4月22日，《个人所得税法修正案(草案)》一审未能通过。4月25日，全国人大常委会在网上公布草案，向社会征集意见。草案计划将工资薪金减除费用标准，也就是个人所得税免征额，由目前每月2000元提高到每月3000元；同时，工薪所得9级超额累进税率也计划修改为7级。消息一经公布，引起了社会广泛的参与和讨论，并创下首日收到超10万条意见的记录。查阅有关此次个税改革的相关新闻，针对3000元起征点是否合适的讨论最为激烈。工薪阶层多数以自己的收入水平衡量起征点的高低是否合适。对此，多位经济专家表示，3000元起征无需再调，提高到5000元甚至更高的要求，都缺乏相应的数据支撑。国家税务总局税收科学研究所所长刘佐表示，人们的收入水平不同，对缴税多少的感受也不同。确定减除费用标准，不能跟着人们的“感觉”走，必须要以客观数据作为依据和支撑。根据国家统计局统计数据计算，2010年我国城镇就业者人均负担的消费性支出为2167元/月，2011年按增长10%测算，城镇就业者人均负担的月消费支出约为2384元。因此，草案拟将减除费用标准提高到3000元/月，应该说既考虑了当前居民消费性支出情况，也考虑了今后几年居民消费性支出的增长情况。中国人民大学财政金融学院教授朱青认为，发达国家减除费用标准相当于居民月平均工资的24%至40%左右，而按照草案的规定，我国的减除费用标准相当于月平均工资(约2800元)的100%，远远高于发达国家的水平。财政部财政科学研究所研究员孙钢则表示，减除费用标准应当与物价指数挂钩，从2008年到现在，我国的物价水平上涨了10%至15%，据此计算减除费用标准应提高到2200元左右，草案的规定已经高于这一水平。要求提高到5000元、8000元甚至更高，都没有相应的数据支撑。有专家认为，不同地区、不同家庭居民基本生活费用各不相同，减除费用标准无论提高到多少，也不能满足不同居民的差别化需求。建立综合与分类相结合的个人所得税税制，可以照顾到纳税人的不同负担情况，而提高减除费用标准会对推行这一改革造成阻力。
2．高校教师、咖啡店打工妹、银行职员、煤矿工人…2011年5月10日和20日，16位社会公众代表应邀来到全国人大机关，与全国人大有关部门和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有关负责人座谈，当面提出对个人所得税法修正案草案的意见建议。这是在通过互联网对个税法修正案草案公开征求意见的基础上，继邀请部分专家学者举行座谈后，全国人大法律委员会、全国人大财政经济委员会、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制工作委员会、全国人大常委会预算工作委员会组织的又一场座谈会。“工薪所得减除费用标准提高到3000元，我认为合适。”工人出版社计划财务部主任翟圣第一个发言。他解释说，起征点的确定应该以国家统计局发布的城镇居民消费支出数据为依据，只有用大家公认的标准来计算，才是有理有据的。工薪所得减除费用标准，是与会者关注的热点话题之一。多位代表对3000元的标准表示认同。昆明理工大学外国语学院办公室主任雷时雨、北京市顺义区金融办副主任潘蓉认为，设定工薪收人减除费用主要是为了体现居民基本生活费用不纳税的原则，3000元的标准符合实际情况。用友集团畅捷通软件有限公司产品经理张艳军等认为，如在3000元基础上再提高起征点，会使纳税人的范围进一步缩小，反倒不利于提高公民的纳税意识。北京市第十二中学校长助理孟雅芬赞成修正案草案。也有部分代表希望进一步提高个税起征点。来自湖北黄石市华新水泥股份公司的销售员罗远景提出：“个税起征点应从3000元提高到4000元，这对于大多数工薪阶层而言是非常有意义的，尤其对低收入者来说，可谓雪中送炭，大大改善生活。”在北京市烟草专卖局(公司)职工向兰看来，东部与中西部、一线城市与二三线城市基本生活支出标准不一样。因此，可以确定差别化的个税起征点，一线发达城市，如上海、北京、沿海城市起征点可以适当调整到5000元左右。实际上，个税费用减除标准到底该定多高，到目前为止也没有形成一个相对一致的定论，正如参加这次座谈的首都经济贸易大学税务系教师曹静韬所言：“我们各位有一个共同的感觉，起征点怎么调都很难让所有人满意。”多位代表提出，要体现“高收入者多纳税，中等收入者少纳税，低收入者不纳税”的原则，不要只盯着减除费用标准，不妨在调整税率和级次级距等方面做文章。山西省长治市潞安矿业集团常村煤矿工人王垠平时就很关心个税，这次参加座谈前他又查阅了大量材料，并在工友中做了调研。他提出，在起征点提高到3000元的基础上，可将第一和第二级税率从草案中规定的5%和0%分别降低到2%和5%。“这既有利于保持公民纳税意识，也可以更明显地降低中等收入人群税负水平。”工人出版社计划财务部主任翟广圣提出，建议将第一级月应纳税所得额税率从草案规定的不超过1500元调整为2000元，第二级调整为2000元至5000元，第三级为5000元至1万元，这有利于将更多中收入人群纳入到减税行列北京市水务局幼儿园党支部书记胡艳芳说，对高收入者避税逃税的，要加强监管和惩罚力度，“不能我们辛辛苦苦挣钱要缴税，他们有钱却用各种方法避税逃税”。曹静韬认为，高收入者除工资薪金所得外，往往还有其他收入来源，比如持有上市公司股票，但目前我国对资本利得的税收体制还有待完善。中国民生银行职员窦学锋建议，从个人缴纳的所得税中拿出一部分返还到本人养老账户中。这样不但可以促使公民自觉纳税，还可弥补养老基金的不足，这一建议得到不少人的赞同。中国职工之家财务部副主任陈璐说，如果把纳税与个人福利挂钩，让公民更直观地感受到税收“取之于己、用之于己”，大家可能就不会这么计较起征点是多少了。16位社会公众代表在两个多小时的座谈中畅所欲言。主持座谈的全国人大法律委员会副主任委员洪虎说，采取面对面形式直接听取社会公众代表的意见，是立法过程中征求意见的一种有效形式。随着社会发展，人们关注的不再仅仅是生存问题，而渴望获得更多发展的权利，比如知情权、表达权等。全国人大采取的这种形式，可以让公众把真知灼见充分地表达出来。北京外企人力资源服务有限公司副总经理杜成认为，这次个税法修正案草案修改的透明度很强，征求群众意见的力度比以往要大。希望这种倾听民意的做法能够形成机制。
3．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工委201 1年6月15日公布了个税法修正案草案向公众征求意见的情况，据统计，赞成以3000元为起征点的占15%，要求修改的占48%，反对的占35%。专家对此众说纷纭，有的说起征点不能再提高了，有的说虽然从科学角度讲起征点不宜再提高，但考虑到社会的呼声，可适当提高。凡是向公众征求意见，难免有时候会众说纷纭。即使个税法修正案草案，早经专家草拟、论证，由人大常委会法工委定稿，向公众征求意见的结果还是赞成者少，要求修改和反对的多。民意是分化的，而专家的意思要么是以“科学”的名义否定民意，要么是希望对民意给予适当尊重。很可能，前一种意见的影响力还要大些。现在国家提倡民主决策，凡涉及民众切身利益的事项，都要采取听证等形式征求意见。政府定价要听证，立法要听证，行政处罚要听证。《立法法》第34条规定，人大常委会在审议法律案前，相关工作机构应听取各方面意见，可开座谈会、论证会、听证会。《政府制定价格听证办法》则规定，定价机关作出定价决定时应充分考虑听证会的意见。但民意与立法、定价之间究竟是什么关系，立法、定价受不受民意影响乃至约束，却不明确。在立法与政府定价之类问题上，确实存在科学态度、科学方法乃至科学结论。存在科学决策，甚至还存在科学行政。立法也好，为特定商品或服务定价也好，都始于专业人员的调查与论证，并拿出一个建议方案。像个人所得税起征点，现在要向上调整，就有历史与国际的参照，必须在我国税制大背景下，考虑政府意图与民众承受能力，形成一个专家论证意见，这大概就是专家所说的“科学”。但人类理性并非万能，科学也面临巨大的不确定性。所有科学态度、科学方法和科学结论都有其局限性。按照马克思主义观点，“政治是经济的最集中的表现”，在立法、行政活动背后，涉及对资源的配置，牵扯到各方利益。广大民众希望参与到治理活动中来。而我们国家现在也强调民众参与，科学决策要与民主决策结合，相得益彰。现在立法一般要公开征求意见，涉及民众切身利益的政府决策也有了听证程序，目的都是为了倾听和征求民意。既然征求了民意，民众贡献了自己的意见和建议，民意就应当在相关立法与政府决策中得到体现与表达。立法与决策再科学，也应当是民意的表达，科学与民意不是两张皮。立法与行政，目的都是建构社会秩序，没有民众的认同与配合，是难以想象的。在现代科学发源的故乡，其人反而较少标榜科学立法、科学行政，而是把尊重民意当成惯例。行政对于听证，听必信，信必果，民意对政府决策具有刚性约束。在立法上，民意也往往以软约束形式实现硬约束。尊重民意，其实是一种高度的政治智慧。
4．自1799年英国开始征税以来，个人所得税通行世界已有200多年。无论是类似美国等发达国家，还是印度这样的发展中国家，都力求体现量能征税的精神，按纳税人的经济负担能力决定相应税款征收，而不是竭泽而渔。一个普遍存在的现象就是：为减轻民众的赋税负担，个税的起征点不断提高。为保证民众的生活水平，各国还规定了名目繁多的税前扣除和退税项目。而纳税人不再仅是义务的承担者，其权利也正得到越来越多的重视。在美国，有句俗话：“世上有两件事你逃不过：一件是死亡，另一件就是缴税。”税收是美国政府赖以生存的财政基础，个人所得税(简称个税)则是整个税收最重要的部分。在近几年美国联邦财政总收入中，平均约有43%来自个人所得税，公司所得税只占7%。因此，上至美国总统，下到平民百姓，纳税成为每个人的义务和职责。据统计，美国全部个人收入约40%要交给税务部门。与中国不同的是，美国税法实行的是“宽免额分段扣减法”。也就是说，当个人收入达到一定水平以后，“宽免额”会随着个人收入的增加而按一定比例减少；当收入高到一定程度后，个人“宽免额”将全部取消，也就是说，他收入的每一分钱都要纳税。这样可避免出现高收入者从高“宽免额”中受益的现象，也使得税收的公平原则得到充足的体现。从高收入者纳税额的比例也可看出美国税法的公平原则。虽然美国几乎每个成人都要纳税。但年收入10万美元以上群体所缴纳的税款，占全部个税总额的60%以上。也就是说，美国政府每年巨大的财政收入主要来源于占人口少数的富人阶层，而不是占纳税总人数绝大部分的普通工薪阶层。不仅如此。为保证中低收入家庭和个人的生活水平不会因纳税过多而下降，美国税法还规定了各种扣除、免税收入和退税制度。扣除包括：个人退休保险及医疗储蓄账户的个人缴付部分、离婚或分居赡养费支出、教育贷款利息支出、慈善捐助支出、购买专业书籍和职业培训费等个人职业发展费用支出，甚至包括变换工作的搬家费用等。各种免税收入则包括：特定的奖学金、伤病补偿费、州或市政府债券利息所得等。美国缴纳个税是以家庭为申报单位，夫妻俩可合起来交税，也可分开交。缴纳个税不仅考虑个人收入，而且十分重视家庭其他成员尤其儿童的数量。同样收入的两对夫妇，有孩子和没孩子所缴纳的税收相差很大。对于有孩子的家庭，美国税法规定为每个孩子抚养费退税1000美元。家里需要供养的孩子越多，所获退税也就越多。美国政府从各方面培养纳税意识。在美国购买房产后不用交物业费，而是要交数量很小的一笔物业税，这笔物业税也将列为个税的扣除项目，让公民感觉到“因为你是纳税人，所以你会得到完善的物业服务”。在纳税人按时守法纳税后，政府每年会给纳税人寄一份表格，将累计纳税人的个税信用值，如果纳税人的个税信用值超过40，那么59岁后纳税人可每月从国家领取1000多美元的补助金；纳税人因故残废，那么纳税人的配偶和孩子分别可每月领取700美元。在美国一些州，只要个税申报的信息显示纳税人已持续缴税一年以上，那么孩子读书、上图书馆、走高速路、进公园等都将免费。法国是一个高税收、高福利国家，税收制度是政府对社会财富重新分配的重要手段。“共享社会财富”是法国税制一大理念。2007年，法国税收占国内生产总值的50．8%，大大高于欧元区及欧盟平均水平。法国税种繁多，其中最能体现“共享社会财富”理念的是个税税率高额累进制、企业社会福利税和社会团结财富税。日本政府战后一直努力减轻国民税务负担，不仅相继提高免税额的起点，而且不断大幅降低最高税率和减少税率档次。此外，日本个税的免税项目和税前扣除项目繁多。这些都减轻了广大国民特别是高收人者的负担，增加了国民的消费和投资能力，对经济发展起到了促进作用。所谓的免税额是指个人收入并不会立即成为个人纳税的依据，首先必须在其中扣除用于维护基本生活需要的费用。在免税额当中，甚至还包括个人为再就业而继续进修的费用。而中国只设立一个冷冰冰的起征点，而且这个起征点基本上完全由政府设定，显得不够人性化，并且没有考虑到每个人不同的家庭负担。印度个税征收制度的设计，是按“抓大放小，力求公平”的原则进行，“大”就是高收入者，“小”是中低收入者。这种税收体制当然有些“劫富济贫”的意味，但它非常符合印度国情。印度是一个人口大国，但大部分是穷人，这种税收体制可缩小贫富差距，缓解社会矛盾，有利于经济和社会的和谐发展。至于增加财政收入则在其次。
5．“个人所得税的基本职责之一是调节收入差距，但目前中低收入的工薪阶层成为纳税的主力。这不是我国施行个税的初衷。在目前收入差距扩大的情况下，推动个税改革刻不容缓。”全国人大代表张复明说。财政部公布的数据显示．2010年我国个人所得税同比增长22．5%，个人所得税增幅中工资薪金所得税收入同比增长26．8%，仅低于受政策性因素影响的财产转让所得税收入增幅。财政部财政科学研究所副所长白景明表示，个人所得税制应根据经济发展的变化进行调整。“个税中的费用扣除额是保障生活基本需要的部分，现在人们的消费支出范围不断扩大，物价尤其是食品和居住价格涨幅很大，保障人们生活基本需要的成本在上升，个税应进行相应改革。”一谈到个税改革，人们首先想到提高个税起征点。事实上，近年来国家已经两次提高个税起征点：2006年1月1日，我国个人所得税工资薪金所得费用减除标准从800元提高到1600元：2008年3月1日，再次提高到2000元。 “以前的个税改革总是聚焦于免征额，这次同时提出调整税率级次级距，是一个实质性进步。”中国社会科学院价格与税收研究室副主任张斌表示，目前我国对工资薪金所得实行的是9级累进税率．税率从5%到45%，税级调整能够起到缩减税基的作用。我国的个税改革应该采取由易到难、分步实施的方法。 “个税改革，提高起征点是一方面，还可以通过减少税率级次，并调整税率差距，达到给中低收入者减负的目的，个税改革的目标是分类和综合制相结合。”全国政协委员、财政部财科所所长贾康表示。全国人大代表、湖北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周洪宇认为，个体工商户大部分是普通百姓，通过调整他们的所得税率，真正做到让利于民，还能收到放水养鱼的效果，有助于企业发展做大。 “长期来看，个税改革要朝着综合制的方向，改变现行一刀切的模式，并充分考虑纳税人的家庭、支出等综合因素，只有这样才能加强对高收入人群的征管，个税调节收入差距的作用才能真正发挥。”张斌表示。目前我国的个税制度实行的是分类税制，但其实，鉴于我国人口众多及地区经济发展不平衡的特点，我们更应该将个税改革的焦点集中到综合管理上，实现综合与分类税制的结合。当前关于税制改革的意见多集中于免征额的确定上，但免征额到底提高多少，并不能给出一个明确的数字，而且就算提高，这也只是在一定上减少纳税人的应缴税款，在实现缩小贫富差距上，我们还需要做很多。此外。我国政府监管部门应该加大税收检查力度，严防偷税漏税行为，保障纳税人利益。征收税收不但是调节公民收入差异的重要手段，同时，它还是我国财政收入的重要组成部分。鉴于往年的经验，越是高收人人群越容易发生偷税漏税现象。某年北京市查处在华工作的外籍人士的交税状况，在提前三个月通知的情况下，外籍人士补缴税款约合人民币5000万，同时，还查处一半违法行为，当然，公众人物的偷税漏税现象更是时有发生。对此，我国政府应建立税收监管长效机制，定期、定点检查纳税人纳税情况，实现公平分配，保证国家财政收入。
6．在2011年6月29日由中国社科院财政贸所举办的中国财政政策报告(2011/2012)首发式上。多位财税专家建议尽快启动个税向综合制方向改革。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中国社科院学部委员陈佳贵在会议上直言，当了八年的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审议了三次个税法修正案，个税法的频繁修订，说明现在的个税法已经不能适应经济和社会发展的现状了。财政部财科所所长贾康认为，个税主要有五方面的作用，包括筹措财政收入、增强经济稳定性、培养纳税意识、培育中等收入阶层和调节收入差距，但个税占税收收入的比重只有6%左右。起征点提高到3000元以后与88%的工薪阶层无关，培养纳税意识作用无从谈起，个税法修正案二审草案也没有体现出培育中等收入阶层的导向。历经多次改革，个税却仍然没有迈出综合制改革的一步，这让研究财税问题的专家们感到十分着急。中国社科院财贸所所长高培勇说：“个税向综合制改革已经到了火烧眉毛的时候了。”高培勇指出，从1996年第一次提出个税要向综合与分类相结合方向改革以来，已经过去了近16年的时间，个税几次修改仍然只是提高起征点，虽然本轮修改既提高了起征点，又调整了级次级距和税率，但也只是纠结状态下的妥协方案，是对个税的“小步微调”。 “在当前通胀压力下，收入分配改革呼声越来越高，个税如果再不进行大的改革，将给经济和社会稳定带来挑战。”高培勇称。目前，中国个人所得税在整体上有两个主要问题。一是重劳动工薪所得，轻财产资本所得。这加剧了收入和贫富差距，需要通过推进综合和分类相结合的个人所得税改革加以解决。二是隐性收入猖獗。典型的例子就是开启了腐败和偷税之窗的购物卡。当下对于起征点这样一个局部问题的争论，虽然迎合了一些人讨厌直接税的心理，但却让上面这些更为关键的问题被各方所忽略。在个税改革问题上，同样值得注意的是，“完善税制”和“加强征管”是两个相互联系但有区别的思路，二者可综合布局，协调推进，相辅相承，不能只顾研究“税制改革”而忽视“加强征管”。
7．收入分配不公，贫富差距过大。显然是我国当前存在的相当突出的社会问题。无须讳言，当前解决这一社会问题、化解这种社会矛盾的手段并不是很多。税收作为一种具有调控作用的经济“杠杆”，在这方面应该是大有作为的，但是在现行的税制下，我国间接税比重很大，直接税比重过小，而发挥这方面效能主要靠直接税而非间接税，在具有财产税性质的直接税。—一房产税还处于试点阶段尚未全面开征、遗产税还只有动议并无实质性进展的情况下，目前就只有靠个人所得税了。收入分配体制改革的手段到底是什么呢?除了在初次分配中提高居民收入比重和劳动报酬外，关键在于在再次分配上下工夫。主要手段就是税收。世纪伟人、中国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邓小平曾经高瞻远瞩地说过，21世纪初就要着手解决收入分配不公的问题，方法是通过税收调节，让富人、富的地区多缴一点税，扶持穷的地区、穷人共同致富发展。通过初次分配增加中低收入者的收入，通过税收再分配限制过高收入者、补贴低收入和弱势群体阶层、增加过低收入者的收入。限高(限制高收入者收入)、提低(提高低收入者收入)和扩中(扩大中产阶层收入)都必须发挥好税收杠杆的作用。这是所有发达国家的基本经验，我们一定要借鉴好这经验。个人所得税最初叫“罗宾汉税”——即“劫富济贫的手段”。可见个税的立法初衷本来就应该定位于“劫富济贫”。其征管的重点应该对准高收入者。这样就能使个税在调节收入分配、缩小贫富差距上大有作为，成为促进社会公平正义、化解减缓社会矛盾的有力举措。人们寄希望于通过修改个人所得税法，使我国个税制度能向回归“劫富济贫”的立法初衷迈进一大步。
作答要求
(一)“给定资料1、2”介绍了人们对于个税修正法草案存在的争议，请你归纳出争议的焦点，并对不同观点的理由分别加以概述。(20分)
要求：简明扼要．条理清楚。不超过300字。
(二)“给定资料4”介绍了美国、法国、日本、印度等国家有关个税改革的一些经验，请你谈谈我国的个税改革可以从中得到哪些启示。(30分)
要求：内容具体，表述清晰。不超过400字。
(三)参考给定资料，围绕“提高个税起征点”这一话题，自选角度，自拟题目，写一篇文章。(50分)
要求：
1．中心论点明确，有思想高度；
2．内容充实，有说服力；
3．语言流畅，1000字左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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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给定资料
1．自2009年7月10日，“开胸验肺”，这个无奈的极端的维权事件出现在网络上，“张海超”连同“职业病维权”一下子成了公众关注的热门焦点。曾在郑州振东耐磨材料有限公司上班的张海超，先后从事过杂工、破碎、开压力机等工种，一干就是三年。2007年下半年，他开始感到身体不适，胸闷、咳嗽。在先后去过郑州市二院、河南省胸科医院、河南省人民医院、北京协和医院、首都医科大学朝阳医院、北京大学第三附属医院等多家医院检查之后，医生们都给出了一致的结论：职业病——尘肺。这个不幸的消息．让张海超回忆起了2007年1月他所在单位曾在新密市卫生防疫站为职工做过体检，还拍了胸片。“今年1月6日，我到新密市防疫站查询，防疫站说2007年拍胸片时就发现我的肺有问题，并通知单位让我去复查，但单位并没有通知我。”张海超说，他又找到单位询问，才知道单位私自扣下了复查通知。按照国家《职业病防治法》的有关规定，职业病的鉴定由当地职业病防治所进行。职业病诊断、鉴定需要用人单位出具相关证明。由于振东公司单方不配合，张海超无法到职防所进行鉴定，而其他综合类医院又无权对职业病进行鉴定。无奈，张海超于2010年2月7 日到新密市政府有关部门求助。“直到今年5月，新密市信访局终于表态，由郑州市职防所为我的病情进行鉴定。”张海超说，5月25日，郑州市职防所出具了诊断证明，让他震惊的是，鉴定结果是“无尘肺0期(医学观察)合并肺结核”。给出的意见是：进行肺结核诊治，建议到综合医院进一步诊治。为弄清自己的病情。倔强的张海超决定“开胸验肺”。在郑州大学第一附属医院出具的张海超的“出院诊断”中载明：“尘肺合并感染。”医嘱第一条就是：“职业病防治所进一步治疗。”对于张海超的遭遇，有接触过他的医生毫不讳言：“得了职业病，还得单位开具证明才能鉴定，说是让高污染企业凭良心办事，其实恰恰给企业留下了能钻的空子。”根据《职业病防治法》的相关规定，职业病诊断应当综合分析病人的职业史，分析职业病危害接触史和现场危害调查与评价，需要用人单位提供有关职业卫生和健康监护等资料。而现实情况是，用人单位很少愿意“自证其罪”，绝大多数职业病患者很难得到职业病认定，很多人因此被迫放弃。
2．受到职业病威胁的多是处于底层的农民工，同时他们也是遭遇“维权难”的主体。在走访中发现，虽然天气炎热，但好多建筑工地的农民工仍住在没有任何降温设施的简易工棚里。而农民工们对此早就习以为常了。有些整天与水泥、白灰、沙子打交道的建筑工人，竞不知什么叫“尘肺病”。有位油漆工不知油漆含苯会引起慢性中毒，竟说：“开始是有些味，闻着头晕恶心，后来慢慢习惯了!”据调查，多数农民工表示从没有签过劳动用工合同，许多民工不知道医疗保险这回事，而关于《职业病防治法》则根本没听说过。另外一些对此有所了解的青年农民工。因为害怕丢了饭碗，也不敢与老板较真儿。2008年在对部分中小企业、私营企业和个体工商户抽查中发现，存在不按规定组织职业健康检查、建设项目不进行职业病危害评价审查等问题，一部分人仍对职业病的防范缺乏足够的认识。“有些生产企业为降低成本，常常‘屏蔽’或剥夺农民工依法享有的职业病知情权。通常把劳动者的防护费用变成了隐性利润，一些企业利用经常换人或给这些岗位人员发一点简单的劳保用品的方法，来逃脱为职工体检、治病的法律责任。”有关人士坦言。一些地方政府片面强调财源税收，争相降低门槛招商引资，执法走过场，是致使职业病危害事故不断的另一原因。审视近年来的农民工维权事件，希望《职业病防治法》的实施细则能因此而得以进一步完善。由此，也就需要填补相关制度漏洞，把农民工们无奈的个人被迫“自救”，变成具有制度性保障的依法“他救”，切实维护劳动者的合法利益。在用人单位不愿“自证其罪”的情况下。由政府相关部门或司法部门介入调查其罪，或实行“责任倒置”，明确规定在职业病鉴定过程中，用人单位必须提供一切必要资料，否则将承担败诉责任；除此之外，还有必要就职业病鉴定机构的误诊做出明确的处罚，从而避免可能出现的权力寻租。
3．往年往往用“民工荒”来形容缺工现象。但在2011年，大家更多地开始用“用工荒”来形容。有分析说，民工总量并没有减少，但打算让你用的减少了，而且这“用工荒”缺的。不仅是低端劳动力，各种层面的劳动力都缺。现在，恐怕每个企业都不得不绞尽脑汁去思考：如今的农民工们，究竟希望得到什么?虽然体会各有不同，但都有一点共识，那就是今天这些年轻人和他们的父辈已经完全不同了：“60后”、“70后”的工人们，注重的是“我不怕辛苦，只要能赚钱”；但“80后”、“90后”们，就觉得“我不要钱太多，但是第一要健康．第二要好玩”。“从深层次讲，用工荒实际上是农民工的社会权利荒!”浙江省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副所长杨建华认为目前农民工的社会权利相对贫困，“农民工的安全就业权、薪酬谈判权、劳动休息权、发展机会权、向上流动权都没有得到充分保障。”“第二代务工者，比上一代人更有文化知识，更懂法律知识。他们对法律的意识比较强，希望能够按照劳动合同法来执行。可现在许多企业，劳动合同法是没办法很严格执行的，所以产生了冲突。”温州“民营企业代言人”周德文说。“用工荒”同样暴露了中国教育的严重弊端。长期以来，我国职业教育发展举步维艰．得到的公共经费很少，而企业的教育、培训责任也体现得远远不够，投入太少且功利性太强。“一方面是就业难问题没有解决，我刚刚看到一条新闻，浙江某大学招聘保卫处员工，竟要求应聘者拥有研究生学历，而农民工就业困难也没有完全消除，”杨建华表示，“另一方面是浙江经济迅速回暖后，不仅缺低端产业工人，也缺大量熟练工人和技工。”“用工荒”背后，是民工保障制度的缺失，不仅是养老保障、医疗保障的缺失，更重要的是农民工的发展机会得不到保障。即使再吃苦耐劳，再节衣缩食，他们面对城市里的激烈竞争，也往往沦为最无力的一群。最后，要么回家种田，要么被裹胁在民工潮与民工荒的周期性涨落之间，被企业召之即来，挥之即去。“这种短视的用工方式，导致农民工对企业的归属感不强，从而影响企业的核心竞争力和持续发展力．不利于企业的发展。”
4．有报道说，农民工将是这场“用工荒”的最大受益者。为了争抢劳动力资源，各路企业及其所在城市纷纷出台优惠政策。企业提高工资待遇，提升福利水平，政府承诺社会保障和就业、入学的公平权利。从“感情留人”到“权利留人”，“用工荒”让那些曾经屈辱于血汗劳动地位的低端产业打工者，有了站立起来的机会。“用工荒”之于中国经济是一个相当危险的信号。“用工荒”背后，有中国产业结构之痛，而这种伤痛，遏制着中国经济发展，引发经济危机，并最终使低端产业劳动者沦为经济危机的牺牲品。东部地区和中西部地区在低端劳动力市场你争我夺，这意味着什么?意味着中西部地区产业结构与东部地区产业结构的雷同，意味着东部在“腾笼换鸟”。徘徊于低端产业的中国经济，一旦劳动力红利出尽，就会彻底丧失竞争力，那些低端产业链上的农民工将大批失业，沦为城市贫民。但是，“用工荒”并不能给这些农民工以真正的权利和尊严。只有走出低端产业的怪圈，转变依靠廉价劳动力资源的发展模式。提升他们的内在素质和劳动力价值，让他们的竞争力得以持续，他们才能得以真正意义上的站立。在纷乱的“用工荒”呐喊声中，我们为农民工待遇的提高、权利的被尊重而鼓掌，同时，也当认真思索，该如何不在这样的“用工荒”怪圈中越陷越深，以至于今天对底层劳动者的种种承诺，随着经济危机到来而烟消云散。
5．2010年4月27日，全国劳动模范和先进工作者表彰大会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举行。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胡锦涛在会上发表重要讲话。他指出，要切实发展和谐劳动关系，建立健全劳动关系协调机制，完善劳动保护机制，让广大劳动群众实现体面劳动。胡锦涛在讲话中提出四项要求：第一。进一步弘扬劳模精神，为激励全国各族人民团结奋斗凝聚强大精神力量。要实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进而基本实现现代化的宏伟目标，必须依靠全体人民热爱劳动、勤奋劳动，必须依靠全社会尊重劳动、保护劳动，必须使通过诚实劳动创造美好生活成为亿万人民的共同追求。第二，进一步激发创造活力，为推动经济又好又快发展积极贡献力量。第三，进一步保障劳动者权益，为促进社会和谐奠定坚实基础。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是我们一切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要健全以职工代表大会为基本形式的企事业单位民主管理制度、厂务公开制度，组织职工依法实行民主选举、民主决策、民主管理、民主监督，使广大劳动群众的知情权、参与权、表达权、监督权得到更充分更有效的保障。要切实发展和谐劳动关系，建立健全劳动关系协调机制，完善劳动保护机制，让广大劳动群众实现体面劳动。第四。进一步提高劳动者素质，为推动科学发展提供强有力的人力资源支持。当今世界的综合国力竞争，归根到底是劳动者素质的竞争。不断提高广大劳动群众的综合素质，是实现人的全面发展的必然要求，也是推动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保证。
6．在Z省，一个“党政主导、企业主体、工会运作、多方配合、职工参与”的发展和谐劳动关系工作格局正在日渐成熟。和谐劳动关系的构建，为妥善处理各种社会关系提供了重要的基础。当“招工难”和“用工荒”交替困扰着劳动密集型产业集中地区的劳资双方时，民营经济大省的Z省总能将其一一破解，一个劳资利益共同体正在Z省形成。在最新出炉的2010年中国民企500强中，z省占了180席，总数居全国第一。数据统计，Z省的民营企业创造了70%以上的生产总值、60%以上的税收、76%的外贸出口、90%以上的薪增就业岗位。伴随着民营经济的迅猛发展，各种社会矛盾也随之而来：劳动条件较差．工资拖欠严重，劳动合同签订率低，一线工人收入增长缓慢……几年前，一家企业负责人曾抱怨：年初招收了500名农民工，年底走了一半。“没有和谐的劳动关系，就没有企业乃至整个经济的持续健康发展，也就没有群众韵利益保障、民生的持续改善。夯实和谐劳动关系基石，政府责无旁贷。”自2006年以来，2省省委、省政府先后下发文件，“发展和谐劳动关系”成为Z省全局性、战略性的重要工作。一场前所未有的和谐劳动关系企业创建活动在全省广泛开展。目前，2省已基本构建起省、市、县、镇、村、企业六级组织机构，同时，将创建活动纳入社会治安综合治理目标管理责任制考核办法，作为省委“平安Z省”建设的内容进行考核。和谐企业创建考评，还与企业各类评选活动有机结合起来，作为含金量最高的企业综合性荣誉予以表彰。随着创建劳动关系和谐企业活动的深入，目前，2省有23家全国模范和谐企业，355家省先进和谐企业，8592家市级先进和谐企业，全省有14．8万家企业、237个省级以上工业园区和工业集聚区开展了刨建活动。在构建和谐劳动关系中，Z省各级党委、政府成为引领者和推动者，大力倡导劳资双方合作互利共赢的基本理念，统揽劳动关系和谐发展的全局，调动社会各方面参与协调劳动关系的积极性，把企业、工会、职工等主体导人协调劳动关系机制中，有效整合各种社会资源．形成发展和谐劳动关系的社会化格局。近年来，2省逐步推进和实施社会就业、社会保险、社会救助三位一体的大社保体系，跨入了“全民社保”时代；2省的百姓生病时，医药费可以报销；失业后，政府帮扶；退休后，按时领养老金；遭遇变故时，社会有救济……人人享有社保兜底的优惠政策。同时，省政府连续出台了《关于进一步加强和改进农村务工人员服务和管理的若干意见》、《关于全面推进工作保险的通知》、《关于解决农民工问题的实施意见》、《关于全面推进职工工资集体协商工作的意见》、《Z省企业社会责任指导守则》等政策性文件，为和谐劳动关系提供了健全的法制保障。
7．A省某民营企业工会主席S忙里忙外，公司要开展工资集体协商了。100多名员工2011年的工资，将由员工代表、车间主任、工会代表、企业老总等一起协商决定。最后。大家商定，员工2011年工资平均涨幅19%。“工资多少，我们也有发言机会，在这样的厂干活我们放心。”四川籍员工何三双称，在企业工作5年，每天上班8小时，按月发放工资，现在每个月能拿到2600多元。“推行工资集体协商后，不仅使职工收入提高，也使职工的话语权得到了保障．有效化解了调整劳动关系过程中的矛盾，招工难、人才外流的现象得到了较大改变，实现了劳资双赢、多方获益的效果。”省总工会有关负责人表示。如今，工资集体协商制度已经广泛覆盖，初步形成了企业协商重点建立工资正常增长机制，行业协商重点制定统一的工时和工价标准。区域协商重点解决职工工资不低于当地最低工资标准的“企业协商谈增长、行业协商谈标准、区域协商谈底线”的工资协商模式。在职工们看来，工资协商不仅能稳步提高职工收入，更让他们对自己的工资有了协商权和发言权，是被尊重的体现。除了提高职工收入，A省在构建和谐劳动关系中。充分发挥工会组织的优势，在规范劳资行为、解决劳资纠纷和职工实际困难上，积极探索创新机制和做法。走进A省B市总工会维权帮扶中心，困难救助、职业介绍、法律咨询等窗口一字排开，为来寻求帮助的人们提供一站式服务，同时“12351”职工维权热线24小时开通，随时接通救助电话。在这里，因工伤骨折而拿不到赔偿的四川农民工傅达忠，不再担心申诉无门，工会专门指派了律师志愿者，为他拿到了一次性工伤赔偿106000元；安徽籍农民工朱昌成的孙子被人打成重伤住院，一筹莫展的他，抱着试试的心理填写了外来务工人员救助表，没想到几天后，工作人员就把救助金送到他手上……如今，A省市、县(市、区)两级工会职工维权帮扶中心已全部建立，部分镇(街道)和企业建立了帮扶站点，形成了市、县、镇(街道)工会和企业四级帮扶网络体系。各级帮扶中心不断完善服务，整合内外资源，加大对困难职工特别是农民工的援助力度。
8．一个双赢的故事，在A省J市传为美谈：当地一家水泥公司耗资300多万元，为300多名员工建了公寓，并配套建设篮球场和羽毛球馆；员工心怀感激，积极参与“我为企业献一计”活动，革新创造层出不穷。化验室一名员工改进产品配方后，一年就为企业增效70余万元。“这就是劳资和谐的力量。”该企业负责人周发土说，“企业是一面镜子，你对员工笑笑，员工也会对你笑笑；你对员工瞪眼，员工也会对你瞪眼。”在A省，越来越多的企业家已经明白了一个道理：劳动关系的和谐是企业和谐发展的前提，企业和谐发展是社会和谐稳定的基础。不少企业更是先行一步，对待员工，以真情感人、待遇留人、激励用人、培训育人、事业成就人。构建和谐的劳资关系，成为了企业的内在需求、内生动力。当地一家著名民营企业成立了“情感交流站”，开通心理阳光热线电话，努力做好员工的心理疏导工作，吸纳了84名生产一线的班组长和管理员，保证在车间有“心理咨询师”，开通“情感短信平台”，提供心理健康知识，邀请心理专家为员工作“压力与情绪”专题讲座。企业欣欣向荣，职工安居乐业，农民工权益有保障……一个劳资利益共同体正在这里形成。和谐的劳动关系为企业带来了明显的社会效益、经济效益，员工队伍稳定率提高，企业竞争优势显现。据该市两个开展创建活动较好的工业园区反映，2009年以来，周边的企业没有发生“用工荒”现象，园区在正月初十的开工率都达到95%以上。同时，当地还吸引了高科技人才不断加速集聚，为企业发展注入新的活力。
作答要求
(一)结合“给定资料1-3”，用不超过300字的篇幅概括出导致“用工荒”的主要原因。(30分)
要求：全面，准确。
(二)请结合“给定资料6-8”，就如何实现农民工体面劳动，提出自己的建议或者对策。(20分)
要求：准确、全面、切实可行、条理清楚、表达简明。不超过300字。
(三)请结合给定资料，围绕“体面劳动”，写一篇议论文。(50分)
要求：1．主旨明确，内容充实，论述深刻。
2．结构完整，条理清晰，语言流畅。
3．字数1000-1200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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