申论

简答题一、注意事项
  1.申论考试与传统的作文考试不同。是分析驾驭材料的能力与表达能力并重的考试。
  2.作答参考时限:阅读资料40分钟。作答110分钟。
  3.仔细阅读给定的资料,按照后面提出的“作答要求”依次作答在答题纸指定位置。
  4.答题时请认准题号,避免答错位置影响考试成绩。
  5.作答时必须使用黑色字迹的钢笔或签字笔,在答题纸有效区域内作答,超出答题区域的作答无效。
  二、给定资料
  1.一段时间以来,与官员有关的各类“门事件”频繁发生、各种“雷语”层出不穷,涉及领导干部的“花边”新闻甚至比娱乐八卦更加吸引大众眼球,严重丑化了公众对官员群体的认知,极大地降低了人民群众对公权力的信任度。从那些深陷舆论漩涡的官员身上,我们看到了“官德”缺失所结出的“恶果”。
  所谓“官德”,乃是为官者的职业道德,是官员的从政之本、用权之道。孔子日“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众星共之”“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虽令不从”。领导干部掌管着一个单位、一个部门、一个地方的权力,地位特殊,肩负着党和人民的重托,其言行举止具有放大效应和示范效应,对社会价值取向、社会公德的形成和发展具有重要导向作用,其“官德”如何直接影响到社会和谐、百姓福祸。这也是古人所说的“治大国者先治吏”“吏治则国治”的深刻内涵。
  令人痛心的是,当前官员“官德”缺失现象日益凸显。此前有媒体报道称“官德”缺失已成为腐败屡禁不止的重要诱因,不断突破老百姓心理承受的底线,令人忍无可忍。《荀子》有云:“德不称位,能不称官,赏不当功,罚不当罪,不祥莫大焉。”因此,对部分官员的“官德”失范行为我们必须高度重视,深入探究其成因,对症下药,铲除其滋生的土壤、泛滥的温床。
  2.有关数据统计表明.自2000年底最高检会同公安部组织开展追逃专项行动以来,至2011年,检察机关共抓获在逃职务犯罪嫌疑人l8487名。而据最高检公开发布的2005、2007、2009、2010、2011年五年的数据显示,中国这五年共缴获赃款赃物金额达到541.9亿元。
  如今,官德不彰、权力失范的问题颇为突出,媒体曝光的形形色色缺德官员的各色“事迹”,令人揪心,刺激着社会的敏感神经。有的官员欺上瞒下、弄虚作假,有的官员跑官要官、买官卖官,有的官员生活腐化、情趣低俗,有的官员吃拿卡要、与民争利……
  下面是2012年的一些事件:
  5月底,铁道部原部长、党组书记刘志军,因存在滥用职权、收受他人巨额贿赂、道德败坏等严重违纪问题被开除党籍。
  6月下旬,山东省原副省长黄胜因严重违纪被“双开”。经查,黄胜利用职务上的便利为他人谋取利益,收受巨额钱物,给国家造成严重经济损失,且道德败坏。
  7月初,吉林省原副省长田学仁因严重违纪违法被“双开”。经查,田学仁利用职务上的便利为他人谋取利益,收受巨额钱物,收受礼金。
  这些落马的高官,都可谓能力不凡,但都是在官德上出了问题、栽了跟头。我们不禁会问,我们的官员到底怎么了?
  3.2011年10月,S市光明新区一名廖姓公务员进入公众视野。廖某是北京大学硕士毕业,受过高等教育,出人意料的是,他竟然殴打年近六旬的老父老母,并且两人还是特意从湖南老家来S市帮忙照顾孙子的。
  有媒体报道,廖某是S市光明新区发展和财政局发展改革科公务员,2010年参加S市公开招聘聘任制公务员考试,来到光明新区发展和财政局,并于2011年4月份入职。
  2011年1月廖某的儿子出世,其母亲廖某莲在4月15日来到S市照顾孙子。据廖某莲说,从4月15日到8月26日,她被打了七次,多次被儿子甩耳光,起因都是一些小事。后来,廖某莲确实被打得受不了了,下决心要和儿子断绝母子关系,并搬到宝安区的女儿家中。之后,一直在湖南老家开小店的廖某光被儿子叫到s市,代替老伴照顾孙子。24日早晨,廖某要去S市委党校学习,廖某光要求儿子修复与母亲的关系,不料双方言语一激动,儿子直接动手打老爸。在那次冲突中,廖某光的上衣被撕扯烂掉,左肩膀也被儿子咬得鲜血直流……
  顿时,因打骂父母而站在舆论风口浪尖的廖某引来了网络如潮水般的声讨与责骂。诚然,在我们这个具有优良孝顺传统美德并以“百善孝为先”为自豪的国度里,我们很难容忍“逆子”行为,甚至容不得一粒沙子。更何况,这是我们感到震惊的打骂,且有血淋淋的镜头。
  4.由于官员在社会生活中地位特殊、身份特殊,其官德缺失就会在思想上、作风上都导致腐败,其危害不可估量。无数事实早已反复证明,官德是官员腐败的第一道防线,官德缺失往往是官员腐败的第一道溃口。
  众所周知,我们党的干部的选拔任用标准是德才兼备、以德为先。胡锦涛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9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中指出:“要坚持把干部的德放在首要位置,选拔任用那些政治坚定、有真才实学、实绩突出、群众公认的干部,形成以德修身、以德服众、以德领才、以德润才、德才兼备的用人导向。”“五德”并提,彰显了官德修养的时代意义与时代要求。事实上,很多官员出问题,不是出在能力上,而是出在官德上。
  从历史上看,官德水平往往在一定程度上决定着一个政权的兴衰成败。表面上,官德只是官员个人修养层面上的道德问题,实质上更为重要的是公共权力的监督问题,是法治缺位问题。事实上,当下官德不彰、权力失范,其背后是权力制衡机制的严重缺失。正如学者哈耶克所说,“制度决定官员的变形与扭曲”。一个好的制度,可以让无德官员不敢轻易作恶;而一个坏的制度,却能让天使变成魔鬼,将人性的恶无限放大。
  作为掌握公共权力的官员,理应是道德的楷模,官员的官德理应比一般群众的道德水准更高。官德是社会风气的风向标,官德影响民德,影响社会风气。官德水准提高了,群众的道德水准随之也会提高,社会风气因此得以净化,整个社会的道德水准因此得以提升。官德良好,社会才能风清气正;反之,上梁不正下梁歪,官德不良,上行下效,殃及整个社会的风气。
  5.2012年6月,我国首部以官德为主题的丛书《中国古今官德研究》在北京面世。而在此前,中国行政伦理研究会会长、国家行政学院政治学部教授王伟等人编著的《公务员道德读本》等也引人关注。官德系列书籍的出版引发了人们对于公务员道德考核问题的思考。
  经过长期的实践探索,我们形成了从德、能、勤、绩、廉方面对干部进行考核评价的制度体系,但对于干部的德,缺乏专门的考评,且考评内容较笼统、抽象、概念化。
  为此,近年来很多地方都在积极探索干部德考制度化问题。如重庆、河北保定、山东济南、甘肃陇西等地都先后出台过领导干部德的考核评价办法或意见,在干部考察中细化干部德的评价指标。
  “从某种意义上讲,对干部进行道德评价在理论上是可行的。”王伟教授认为,道德的一个基本特点就是可以进行评价,道德评价是整个道德建设一个不可缺少的部分。
  但是,道德评价机制跟一般的绩效评估有很大的区别,有其自身的特点。“将公务员道德评价指标进行量化,是一个很大的工程,公务员道德也绝不是简单地一评就能评出来的。”王伟表示。
  综观各地关于官德考核的标准,有的地方干部官德考评办法一出台便引起很多争议。
  2010年,江西萍乡出台领导干部选拔办法,将生活方式不健康、不孝敬父母等列为一票否决事项。同年,湖南邵阳则出台规定强调提拔干部需要家庭出具道德鉴定书。
  四川省彭山县委2012年2月出台《科级领导干部德的考核评价办法(试行)》,规定提拔干部先征求其父母、邻居甚至小区物业的意见。当时,彭山县有5名干部通过此项考核,但5人均在家庭美德方面被扣分,其中一名干部因不爱做家务被扣两分,导致其总分最低。考察组一名成员表示:“我们向他家人了解情况时,他妻子说,他在家很少做家务,比较懒。我们向家里其他人证实后,对他扣两分并归档。”
  “这里有一个误区。一说考官德,就把领导干部在家里孝敬不孝敬父母、尊敬不尊敬老人等纳入考评范围,但这不是官德考核的主体指标。”中国人民大学反腐败与廉政政策研究中心主任毛昭晖教授认为。一个干部私德好并不一定说明他官德好。在毛昭晖看来,官德考核除了基本素质的考量外,其主体指标要看干部在关键时刻、重大事件中的表现,而不是把官德考核简单化、随意化。
  德是人的一种内在本质,很难通过直观的形式去了解和把握。就目前的情况而言,要将官德考核真正落到实处,的确还面临着许多困难。现在很多地方的一些考核标准主观随意性很大,得出的结论未必客观真实。在这些地方干部道德考核的设计中,还有一个问题不容回避——官德考评的得分越高是否就意味着官员的德行越好?“比如,一个官员的考评分数为91分,另一个为90分,这是否就意味着前者比后者的官德要好?是否在干部的任用等问题上,前者就享有优先权?”湖南城市学院院长李建华教授指出,“如果是的话,这就意味着领导干部的官德水平高低可以通过一个数字来体现,这无疑是将官德问题简单化。如果不是的话,那么官德考核指标体系建立的意义又在何处?”
  6.中国历代都十分重视官吏的道德品质。早在夏朝就有所谓“夙夜惟寅,直哉惟清”的政治清廉思想(《尚书.尧典》)。西周时,更是接受了夏商两代后期Eh于官吏失德而毁政亡国的教训,在选拔官吏时特别强调道德品行,以“六德”即知、仁、圣、义、中、和;“六行”即孝、友、睦、姻、任、恤作为选拔官吏的法定标准。
  秦朝的职官管理制度也十分注重官吏的道德素质,并用法的方式将官德制度化。1975年在湖北云梦出土的《睡虎地秦墓竹简》是学界认为的我国最早的成文行政法。其中的“为吏之道”提出吏有五善,吏有五失。这五善、五失虽然不能说是最完备的官员行为规范,却是由官方确立的最早的为官之道。它明确地提出了官员必备的思想品格和道德修养。
  汉朝伴随着儒家思想占据统治地位,礼义道德教化被置于治国的首位。汉朝选官的主要途径为察举制,其法定的主要标准为“四科取士”和“光禄四行”。“四科取士”为:“一日德行高妙,志节清白;二日学通行修,经中博士;三日明达法令……四日刚毅多略……”“光禄四行”为:“质朴、敦厚、逊让、节俭”(《后汉书·百官志》)。可以看出,汉朝选官是按德、才、能的顺序进行素质考察的。
  唐朝统治者在“明刑弼教”思想的指导下,更加重视德礼在治国中的作用。从官员的选任到考绩到监察,每一个环节都高度强调道德状况。唐朝对官吏的考绩标准为“四善二十七最”,所谓“四善”专指品德,“一曰德义有闻,二曰清慎明著,三曰公平可称,四曰日恪勤匪懈”。唐玄宗时制定的监察法规——《六察法》的第一察便是“察官人善恶”,从对职官的选任、考核和监察的法定标准的顺序看,都是道德品行排首位,才能、政绩是次位的。唐以后的宋、元、明、清各朝在职官管理制度方面对官员的德行要求与唐有诸多相同或相似之处。
  7.尽管对官德的考核存在一定难度,但近年来也不乏积极的探索。
  在江苏省淮安市县(区)人大、政府、政协换届考察工作开始之后,一张关于干部德的反向测评表登场,令人耳目一新。
  据了解,在反向测评表中,围绕政治品德、职业道德、社会公德、家庭美德、个人品德5个方面,广泛征求社会各界的意见建议,把干部群众关注度高、社会负面影响大、媒体曝光频繁的热点问题,进行了全面梳理汇总,最后形成了12条形象直观的反向测评内容。比如,“说话做事水分大,作风浮躁,欺上瞒下、好大喜功,喜欢大吹大擂、搞形象工程”“原则性差,经常说情打招呼,遇到矛盾绕着走、和稀泥,充当老好人”,这两类干部“缺德”表现在反向测评表中归为“职业道德”一栏。
  此外,这次反向测评的应用范围较广,先是召开换届述职测评大会,在现任领导班子成员述职后,组织县(区)正科级以上干部进行反向测评;再由县(区)机关中层干部、乡镇普通干部代表、社区居民代表、“两代表一委员”等人员,对于部德的情况再次进行反向测评;对拟提拔进班子的差额考察人选,还到其所在单位进行反向测评。据统计,本次换届考察中,当地8个县(区)共有5200多名干部群众参与了干部德的考核评价。
  8.“公职人员在执行公务时,既有可能维护整体利益,也有可能以权谋私,单纯地强调道德自觉,显然不足以保证公职人员能秉公办事,反而放松了对公职人员应有的、必要的监督。另一方面,官德建设过分依赖软性的道德调节,而忽视制度的刚性制约。”中南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原院长、湖南城市学院院长李建华说,对公职人员道德水平的提高没有形成一套行之有效的制度机制,常常是头痛医头、脚痛医脚,哪个部门、哪个公职人员出了问题,才引起领导重视,又开始新一轮整顿教育活动,浪费大量社会资源,也使公职人员们陷入事务性工作中,影响机关效能、作风建设。
  李建华说,传统的官德建设总是强调“内省”“慎独”,把官德建设完全建立在内心自觉和内省的基础上,这些做法尽管有其必要性和合理性,但实际效果往往是雷声大、雨点小,实际上并不能真正触动公职人员,提升其道德境界。
  “建立一套制度化、体系化、可操作的官德评价指标体系,首先要推进行政道德建设的法制化、制度化。法制化反映了用道德和法律的双重力量加强官德建设的思路。”李建华说,“其次,道德法规的内容要具体详细,操作性强。包括限制接受礼品的规定、限制政府公职人员兼职的规定、严禁假公济私和铺张浪费的规定、限制工资以外收入的规定、对政府公职人员离职后利用原职位的影响获得不正当利益的限制规定,对公务员在行使公共权力、进行社会管理、提供公共服务等活动的过程中可以做什么、不可以做什么以及应该怎么做的规定,违反规定将受到什么惩处等都要作严格的规定,避免对官德的要求过于笼统和空泛。同时,要建立完善的道德监督、惩戒机构与机制。”
  9.西方国家从20世纪80年代起,逐步出现了执掌公权力的人的道德问题,因此美国率先发起了针对公务员道德的立法,法国、韩国、新加坡、日本等国家随后跟进。事实上美国设立《政府道德法》也就30多年,主要是通过国会立法、总统命令的形式出现。
  瑞士的公务员不得兼营副业与工商业,其家属也不得开办饭馆、咖啡厅等行业,否则公务员必须辞职;如果公务员在营利性公司中兼职时,必须取得联邦委员会的特别批准。
  对于美国高官而言,不提交财产申报,就不能担任政府公职。如果不及时申报或提供虚假信息,还将面临政府部门的纪律处罚,并可能招致司法起诉。
  10.要做官,先做人;要立业,先立德。为官者“头顶三尺”是法律,脚下支撑是官德。为官如果没有良好的官德,就不可能廉洁自律;没有一流的人品作底子,从政就会栽跟头。这不仅是历史和现实反复证明的道理,也是党中央一再要求选拔任用领导干部要正确把握德与才的辩证关系,认真落实“以德为先”的具体体现。既注重“考能”更重视“考德”,真正形成“以德修身、以德服众、以德领才、以德润才、德才兼备”的用人导向。看清人、识准人,才能选好人、用对人。深入甄别、准确鉴定干部德才表现,是落实“德才兼备、以德为先”用人标准的前提。干部提拔前,必须多方面了解、多渠道考察、多侧面审视,全面准确掌握干部情况。
  中组部部长李源潮曾指出,现在干部出问题,多数不是出在“才”上,而是出在“德”上。人民群众对干部的意见,主要集中在“德”上。李源潮部长同时还指出,领导干部要有敬畏历史、敬畏百姓、敬畏人生的敬畏之心。约束官员之“德”,就是让他们有所敬畏,而不是为所欲为。约束官员之“德”,不全在所谓政绩指标,而在于“公开监督”,在于“群众满意度”。
  三.作答要求
  (一)认真阅读给定资料,简要回答下面两题。(20分)
  1.请翻译“给定资料1”中画线的句子,并简要概述这句话给你的启示。(10分)(要求:准确、简明。不超过l50字。)
  2.“给定资料3”中,公务员打骂父母事件一经曝光,立即引起了网友的广泛热议,其中有种观点认为,打骂自己父母属于“私德”,公权力不应过分介入。请你结合给定资料,来反驳这一观点。(10分)(要求:观点明确,分析透彻,语言流畅,不超过200字。)
  (二)“给定资料5”,提到“就目前的情况而言,要将官德考核真正落到实处,的确还面临着许多困难。”请你简要概括我国在官德考核方面存在哪些困难,并就这些困难提出解决对策。(20分)(要求:(1)概括全面、简明;(2)对策合理,可行; (3)不超过400字。)
  (三)你们单位要开展“官德建设宣传教育”活动,请根据给定资料,从“我国官德缺失的现状”“加强官德建设的意义”“加强官德建设的措施”三个方面写一份宣传教育稿的内容提纲。(20分)(要求:(1)内容全面,有针对性; (2)条理清楚,表达简明; (3)不超过400字。)

参考答案:暂无进入在线模考
(一)答案提示
  1.翻译:
  品德和地位不相称,才能和官职不相称,赏赐和功劳不相称,处罚和罪行不相称,那就会带来极大的不幸和严重的后果。
  启示:
  官员无德无才,或者对其赏罚失当,就会降低人民对公权力的信任度,其中“官德”尤其重要。官德缺失往往导致腐败,会直接影响到社会和谐、百姓祸福,因此必须高度重视官德建设。
  2.第二,“百善孝为先”,孝顺是我国传统美德,公务员打骂父母的行为令国人无法忍受,必然会严重丑化公众对公职人员群体的认知,更会极大降低人民对公权力的信任度。
  第二,公职人员身份特殊,肩负党和人民的重托,其言行具有放大效应和示范效应,对社会价值取向、社会公德的形成和发展具有重要导向作用。
  第三,要做官,先做人;要立业,先立德。我国政府也强调要坚持德才兼备的用人导向,选拔官员时要把德放在首要位置。
  (二)答案提示
  存在的困难有:
  (1)我国对官德的考核,大多缺乏专门的考评,且考评内容较笼统、抽象、概念化。
  (2)道德评价机制不同于一般的绩效评估,道德评价指标很难做到量化。
  (3)官德考核易被简单化、随意化,私德和官德的界限也难以准确把握。
  (4)官德考评办法很难完全客观、真实地反映官员的德,常会引发争议。
  解决对策:
  (1)官德缺失往往是官员腐败的第一道溃口,因此要高度重视对官德的考核,明确目前官德建设刻不容缓。
  (2)在实践中积极探索官德考核的制度化问题,在官德考核评价的办法或意见中,尽量将评价指标进行细化,对应纳入考评范围的和应作为考核主体指标的都要有所考量。
  (3)切忌将官德考核简单随意化,不能将官德完全等同于私德,除了对基本素质的考量外,还要着重考察官员在关键时刻、重大事件中的表现。
  (4)采取反向测评方式,广泛征求社会各界意见建议,将干部群众关注度高、社会负面影响大、媒体曝光频繁的热点问题进行梳理汇总,形成反向测评内容,测出“缺德”官员。
  (三)答案提示
  我国官德缺失的现状:
  (1)列举对社会造成恶劣影响的、与官员相关的各类事件,从中直观地认识到官德缺失所形成的“恶果”。
  (2)分析官德缺失对社会造成的危害。一方面,会降低民众对公权力的信任度;另一方面,对社会价值取向、社会公德会产生不良示范效应。
  加强官德建设的意义:
  (1)官德缺失是腐败的重要诱因,加强官德建设有利于对症下药,彻底铲除腐败滋生、泛滥的土壤。
  (2)加强官德建设有助于良好社会风气的塑造。官德影响民德,官员理应是道德楷模,引领全社会风清气正。
  (3)列举中国历代都十分重视官德,我们党也遵从德才兼备、以德为先的干部选拔任用标准。现在加强官德建设更具时代意义。
  加强官德建设的措施:
  (1)从中央到地方积极探索官德考核机制,使考核结果尽量真实、客观。
  (2)要建立完善的道德监督、惩戒机构与机制。
  (3)道德建设要法制化、制度化。重视制度的刚性制约,用道德和法律的双重力量加强官德建设。
  (4)借鉴发达国家官德建设及立法方面的经验。
  (四)参考范文
  呼唤“官德”
  “官德”,乃为官者的职业道德,是官员的从政之本、用权之道。官员的道德水准往往影响着整个社会的道德水准。从历史上看,“官德”水平往往在一定程度上决定着一个时代、一个王朝的兴衰成败。到了现代社会更是如此。官员掌管着一定的权力,地位特殊,肩负着党和人民的重托,其言行举止广受社会各界关注,而种种“官德”缺失事件更会被放大,对全社会造成恶劣影响,使人民群众对公权力的信任度日益降低,不利于社会和谐和国家稳定。因此,我们呼唤“官德”,“官德”建设已经刻不容缓。
  “官德”建设,首先要加强制度建设。以往的“官德”建设过分依赖软性的道德调节,而忽视了制度的刚性制约,这种局面需要扭转。对于“官德”的建设,如果没有一套行之有效的制度机 制,而只是就事论事、出了问题才解决,甚至仅仅依靠官员的自我反省,就会始终无法从根源上解决问题,这样的后果是不仅会浪费大量的社会资源,还会影响机关效能、作风建设。因此,道 德建设必须法制化、制度化,要用道德和法律的双重力量加强“官德”建设。要建立_套制度化、体系化、可操作的官德评价指标体系,并且,道德法规的内容要尽可能具体详细,可操作性强。同时,也要建立完善的道德监督、惩戒机构与机制。这样,才有助于将“官德”建设落到实处。
  “官德”建设,同时要加强官员的道德修养。“官德”一方面来自他律,即法律之治与内部管 理;另一方面也来自自律,这就要加强官员的道德修养。马克思说,无论利己主义还是自我牺牲,都是一定条件下个人自我实现的一种必要形式。一个称职的官员,应为大多数人谋利益、维护大多数人的福祉,以国家利益、人民利益为重,公平行事,清廉务实。而这一切只有在道德 自律的前提下才有可能实现,倘若没有道德做基础和依托,权力会失控变形,政治会失去方向。
  胡锦涛总书记在“七一”讲话中强调,“要坚持把干部的德放在首要位置,选拔任用那些政 治坚定、有真才实学、实绩突出、群众公认的干部,形成以德修身、以德服众、以德领才、以德润才、德才兼备的用人导向。”为官者如果没有良好的“官德”,就不可能廉洁自律,这是被历史和现实反复证明了的道理。约束官员之“德”,就是让他们有所敬畏,而不是为所欲为。
  在今天复杂的国内国际局势下,加强“官德”建设,提高党的执政能力,促进经济健康发展, 全面建设现代社会,是我们党的历史使命和时代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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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注意事项
  1.申论考试与传统的作文考试不同,是分析驾驭材料的能力与表达能力并重的考试。
  2.作答参考时限:阅读资料40分钟,作答110分钟。
  3.仔细阅读给定的资料,按照后面提出的“作答要求”依次作答在答题纸指定位置。
  4.答题时请认准题号,避免答错位置影响考试成绩。
  5.作答时必须使用黑色字迹的钢笔或签字笔。在答题纸有效区域内作答,超出答题区域的作答无效。
  二、给定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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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现在最怕的就是医患矛盾。”广西梧州市工人医院眼科主任麦丹被誉为“精修心灵窗户的好医生”,但这位2007年荣获全国五一劳动奖章的眼科专家,依然为医患关系而苦恼。
  每天,麦丹从8时开始接待患者,一天要看38~40个号,每位患者的就诊时间不短于15分钟。如此算来,她一天要在门诊室里坐上10个小时,这还不包括手术和查房的时间。“15分钟,有必要吗?”记者感到不解。而麦丹无奈地说,有些患者也许2、3分钟就可以看出症结,但“为了照顾病人感受”,她必须把时间拉长。
  曾在社区医院实习的小清就曾亲身经历一场“咳嗽引发的肢体冲突”。在为幼儿预防接种时,一个孩子咳嗽了一声,护士便表示“咳嗽不能打针”,要求再去检查。但孩子家长认为这是“没事找事”。双方互不相让,争吵了起来。最后,护士同意打针,但必须在知情同意书上重新签字,后果自负。而家长并不理会,只是一味催促护士打针。也许是有怨气,也许出于紧张,护士打针下手较重,孩子哭了。孩子父亲见了,顿时暴怒,冲着护士一通怒吼,认为她借孩子撒气,还一把扯下护士的口罩,将预防接种卡向她脸上打去……
  其实,平心而论,那位护士是所有护士中最为负责的一个。只有她告知家长该按住孩子的哪些部位以免挣扎,也只有她在针头扎入后先回抽无血才注入疫苗,以免本该打在肌肉里的疫苗进入血管,引起严重的不良反应。唯一的问题在于她的态度,她总是以命令的口吻对家长说话。”小清感慨地说,每天面对数十甚至上百个患者,也难怪医护人员心情好不起来。
  “医患关系再这样发展下去,最终受害的还是患者。”广州市人大代表、血液科专家陈安薇说,现在已经有很多医生因为怕被患者告、被患者打,甚至被患者杀害而不敢做任何需要冒险的手术和治疗,使得一些本来可以“搏一搏”的病例,得不到应有的治疗,有的病人甚至被医院拒之门外。而医生们为了保护自己,谁都不敢给患者的病情“妄下结论”,这就意味着患者要做更多的检查来证实医生的诊断,从而使得医疗负担更加沉重。
  3.最近一段时间,“医闹”在全国一些地方频频出现。摆花圈、烧纸钱、打横幅还算“文明”的方式,砸医院、打医生等现象也时有发生。医患双方本是携手面对病魔的共同体,缘何成了喊打喊杀的“死对头”?“医闹”,到底谁最闹心?
  患者在医院面前,绝大多数是弱势群体。面对强势的医院,患者及家属常常有苦难言,总感觉“干不过”医院。正是在这种情况下,作为“维护”患者利益一方的职业“医闹”有了生存土壤。
  医学事故鉴定体系不完善是导致“医闹”发生的一个重要原因。江西求正沃德律师事务所律师江力文说,医疗事故鉴定体制尽管从过去的卫生行政部门出面组织鉴定改革为医学会组织鉴定,但依然难以让患者信服,大部分人认为鉴定方和医院是一家人,由卫生行政部门主导的医学会鉴定是“自己给自己鉴定”。患方想当然地认为医学会鉴定偏袒医院、医生,鉴定结果不公正。此外,一些医护人员对患者的冷漠态度也是引发“医闹”的一个原因。
  “医闹”的出现,医院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再高明的医生也有犯错误的时候。医院考虑到声誉问题或是为了保护医生,发生医疗事故后,往往向患者或家属隐瞒实情。一旦家属了解真实情况,其心情可想而知。
  4.“八毛门”“录音门”……正当接连发生的医患事件让医患关系日益蒙上阴影之际,日前发生在潮州的一起更为恶劣的“病人砍杀医生”事件,让医患矛盾这个话题显得格外沉重。
  如今医生和病人之间的关系到底怎么了?病人到底还能不能信任医生?医患关系如果日
  趋恶劣会带来什么后果?
  广东省委党校法学教研部主任、省律师协会医疗法律专业委员会主任宋儒亮长期从事医疗法律方面的工作。在他看来,医患关系之所以恶化,问题就出在“沟通”上。“医术、医德是医生必须具备的基本技能。但光有医术和医德远远不够,医生还要懂法、用法。”宋儒亮说,事实上,有很多医疗相关的法律都已经规定,医生对病人除了有治疗的义务之外,还有在做检查和治疗前征得病人同意、告知和说明这三种义务。
  广东省卫生厅副厅长廖新波说,爱岗敬业的好医生事迹往往出不了医院大门,只在病人群体中口耳相传。坏医生虽是少数,但更容易广为传播,甚至成为行业“代言”,造成不信任的情绪在患者中扩散。陈安薇也认为,“像‘八毛门’事件,深圳儿童医院的诊断本来是正确的,但一些媒体和网民没弄清真相就大肆渲染,质疑声几乎一面倒地扑向医院,无形中在围观者的心目中播下‘医生都信不过,的印象,为下一次医患矛盾的出现埋下了伏笔。”
  “‘八毛门’‘录音门’和潮州杀医案的性质不同,但却折射出患者对医院和医生的不信任。”廖新波表示,前两者是由于医患信息不对称,加上患者受一些医患纠纷事件的影响,不相信医生的正确诊断。而潮州杀医案令人深思,即使医生有错,病人就让医生用生命来偿还吗?“这是一种淡漠生命的粗暴做法。医患纠纷应该以法律作维权武器,而非挥舞刀子剥夺他人生命以泄愤!”
  广州市人大代表、血液科专家陈安薇,出生在医学世家,父母都是医学界的知名专家。她见证了医患关系从和谐、温暖到如今剑拔弩张的全过程。“记得我父母从医年代,看病几乎不怎么花钱,虽然当时医疗技术谈不上先进,但医患关系是和谐的、温暖的。患者对医生非常敬重,很相信医生的话。而医生由于不用背负任何医院经济效益的负担,没有奖金和效益的压力,不用担心病人欠费,所以对待病人特别坦诚,很替病人着想。”“上世纪80年代,随着医院市场化的推行,医患关系开始变味。”到了今天,很多中青年医生从来不在孩子面前提自己的职业,甚至不给孩子买任何与医生有关的玩具。陈安薇说,这一代的医生对职业没有认同感,想法很压抑,也很灰暗。
  5.在国内看个病不容易,患者非常珍惜每次就诊时与医生面对面交流的机会,但有时因为时间紧,或医生埋头写病历,总觉得交流不太充分。为此,《生命时报》驻外记者探访各国医院,记录了他们在海外就医的体验,或许在医患沟通上能给国人一些启示。
  法国
  记者刚到法国时有次重感冒,一个多星期也没好,就和医生约好第二天去看病。看病时,
  医生看我是外国人,就很耐心地问我:“您哪里不舒服?”于是我叙述了自己发烧、咳嗽等症状。医生非常耐心地听我诉说,等我全部说完,她说:“我慢慢跟你说,要是听不懂你就随时问我。”接着她告诉我得的是季节性流感,需要如何治疗。我们这番对话,一共用了将近30分钟。
  等我都听明白以后,医生才开始低头写病历。法国的病历只有一页纸,左上角印着诊所和医生的姓名、电话及电子邮箱,下面是医生手写或者打印的药名,总共不过十来个单词。我对这样简单的病历很惊讶,医生就介绍说写病历会占用很多时间,利用这些时间与病人沟通,对患者康复更有价值。法国人很信任医生,医生也不用担心因病历不全面而遭到质疑。后来,记者在法国生活久了,逐渐了解到医生写病历通常都不超过3分钟。
  法国医生写病历精简,还得益于完善的电子病历系统。特别是当病人需要转院时,也并不需要“大病历”,家庭医生会把病人的病史、遗传史,是否有药物过敏,生活方式等信息上传到电子病历系统,这样综合医院的医生就能对病人的健康状况一目了然。
  英国
  就医诊断的业务技能对于英国医生来说并不是考核的唯一标准,如何与患者沟通更为重要。良好的沟通能力是成为一名医生不可缺少的条件。英国医学教育界在培养医学生与病人沟通的能力方面已经先行一步,早于l987年英国医学会已将对医生交往能力的评估作为医生资格考试的一部分。
  “你现在感觉如何?”“还有什么可以帮你的?”这是记者从英国医生口中最常听到的一句话。在医院采访时,记者还发现医生们总会尽可能地回答病人提出的所有问题,有时甚至要拿出书或者画草图为病人解释哪儿是心脏,哪儿是阑尾。
  根据病人自身情况的不同,医生会有针对性地对病情、年龄、体重等状况差异给出详细的用药说明,并不断询问患者是否有过敏史,叮嘱遵守用药注意事项等。如果患者病情严重或者是患有糖尿病、心脏病、风湿等跟生活方式有关的病症,医生还会给病人和家属列出一些关键词,如在病历上写上心脏病研究学会或糖尿病研究中心等,方便患者和家属到网上查询相关信息,对病情和治疗进行更详细地了解。此外,医生在向病人解释病情时,会尽量避免一些敏感名称,让病人更容易接受。
  位于北伦敦的一位全科医生纳尼塔告诉记者:“为了保障诊断质量,我们每天最多只接诊35名预约患者,每个患者平均问诊时间是11.7分钟。我希望能有充足的时间为病人答疑,排鳃忧虑。”
  日本
  日本的医院,不管是公立大型综合医院,还是私人诊所,都讲究“安静有序,舒适高效”。因此日本的医生和护士、护工有明确的分工。本来就抱恙在身的病人要是被要求跑东跑西做各项检查和办理缴费手续,对他们来说是一种痛苦。
  为此日本的医院里,医生的主要责任就是诊病,病人到医院后先看医生并讲述自己的病症,然后医生会根据需要做简单检查。如果是需要更多检查项目才能确诊,那么这样的病人一般会专门给配备一个护士,这个护士根据医院情况确定一个对病人来说最合理的检查顺序和方案,全程陪同病人检查。
  当检查项目全部结束后,护士会送病人先去休息,然后护士亲自将检查结果送到医生那里。医生在看了检查报告后,就会在病历上写清所患疾病的名称、程度以及就诊日期等,然后就交给医生助理或者护士长。医院在主治医生看病时,都会再安排一到两人在旁听诊,有的医院是医生助理,有的医院是护士长,他们的主要职责是把病人需服药的名称、剂量及注意事项写在病历上,并且嘱咐病人及时吃药。医生助理一般会详细写出病人的自述、各项检查结果、医生的结论、服用药物和剂量,然后和检查报告一起交给病人,并留下复印件存档。因为在日本,每个人都加入了国民健康保险,所以计算保险费用也是由医生助理和护士长负责的。一般医疗费用都是先从保险中扣除的,不用病人去划价买药。
  通过医生、医生助理、护士长和护士等的分工协作,会让病人看病时间缩短不少,同时也减少病人看病时耗费精力和体力。
  6.“病好了,万事大吉;病没好,立刻翻脸。”这种以结果为导向的信任,成为医患关系的一大特点。
  生老病死,本是人生的自然规律。然而,很多患者家属对生命的期望值过高,要求医生只能成功,不能失败。一旦发生死亡或意外,往往迁怒于医生,无理取闹。2011年9月,北大人民医院收治了一名女患者,肺癌晚期并侵犯心脏,病情凶险。而家属却说是肺炎,医院属于误诊。后来,多家医院均证实是肺癌。于是,家属又要求医生确保生命安全。医生不能承诺,故遭到殴打。
  北京协和医院急诊科副主任王仲认为,医学技术是有限的,而患者的期望是无限的。我们不能只强调医学的先进性,而忽视了医学的局限性。如果患者对医学的期望值太高,一旦出现意外,很容易导致医患冲突。现在,不少患者认为医生无所不能,希望医生彻底解决病痛,其实医生没有这个能力。医生能做的通常有三件事:减轻痛苦、适当延长生命、提高生活质量。
  同时医疗环境恶化,医患纠纷频发,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医患之间的信息不对称。由于医疗知识的专业性,医生占据主导地位,患者处于被动地位,患者获取医疗知识主要依靠与医生的交流沟通。
  北京安贞医院副院长周生来说,目前,医患沟通是医学教育的“短板”。医生本来有“三件宝”:语言、药物、手术刀。但是,很多医生只会用后两件,不会用第一件。很多人当了一辈子医生,却不会和患者说话。
  北京大学肿瘤医院主任医师顾晋认为,我国大医院的医生超负荷工作现象十分普遍,这使得医生没有更多的时间与病人沟通。现代医学要求医生应该具备良好的沟通能力。而我国在医学教育方面,尚没有把沟通能力作为医生晋升考核的内容。因此,提高医生的沟通能力,是亟待解决的现实问题。
  7.信任,在医患关系中是一种依赖互动的循环:如果互相信任,会形成良性循环,如果互不信任、互相猜忌,只会形成恶性循环。后者在当下表现得尤其明显。关于如何改善医患关系,各方观点不一。
  中国医院协会自律维权部副主任郑雪倩认为:医患暴力事件不是单纯的医患矛盾,仅靠医患双方努力无法解决,还需要社会各方形成合力。要从根本上杜绝暴力事件的发生,关键在于完善法律法规,建立良好的医患纠纷处理制度。
  广州市民曾梅表示:“我们不懂医学常识,遇到问题就想问医生,弄个明白。”但是医生可能觉得医学问题跟患者讲不清楚,如同“鸡同鸭讲”,或者是没有时间说,结果导致患者感觉自己被蒙在鼓里,不受尊重,因而更加愤怒。曾梅建议医院能设立专门的岗位,邀请心理学专业的人士来向患者进行解释,化解患者“心结”。
  从事人际沟通技巧培训工作的高级培训师王勇说,中国医生的理念必须改变,要先给病人 开“关怀处方”,再来谈治病。他说,每个医生不妨牢记美国医生特鲁多墓志铭上的那段道出医学和医生角色本质的箴言:“有时去治愈,经常去帮助,总是去安慰。”
  宋儒亮直言,要改善医患关系,政府必须有所作为。例如积极推进医改,解决“看病难、看病贵”、医院“以药养医”等问题,把基本医疗卫生服务作为公共产品向全民提供。“同时,如果医生能把‘和病人好好沟通’当成自己的义务,很多医患矛盾是可以避免的。”
  全国政协委员冯世良提出,针对当前缺乏行之有效、快捷的解决途径和处理医患纠纷的专门立法,应尽快设立独立于医患双方的第三方纠纷调解中心,公平、专业和规范的处理各种医患纠纷,引导群众在法律框架下妥善解决医疗纠纷。
  卫生部医疗服务监管司医院运行监管处处长钟东波表示,实行“医药分开”、破除“以药养医”,重在切断“医”与“药”之间的利益关系。“医”不仅指医疗机构,也包括医生。
  8.著名医史学家亨利·西格里斯曾经说过,每一个医学行动始终涉及两类当事人:医师和病员,医学无非是这两群人之间的多方面关系。从行为学上来说,无论是“医”还是“患”,其出发点都只有一个——让病人康复起来。这本该是一对互相协作、目标统一的“利益共同体”,也是最应该互相信任的两个群体,为何却表现出了势如水火的对立?医患关系僵局如何破冰,仅靠内心的自觉去重建信任够不够?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二个五年规划纲要》在第五篇中已指出:“坚持公立医院的公益性质,积极探索政事分开、管办分开、医药分开、营利性和非营利性分开的有效形式。推进现代医院管理制度,建立科学合理的用人机制和分配制度。改革公立医院补偿机制,积极推进支付方式改革。以病人为中心大力改进公立医院内部管理,优化服务流程,规范诊疗行为,改善医患关系,方便群众就医。推进注册医师多点执业,建立住院医师规范化培训制度。注重调动医务人员积极性。”
  三、作答要求
  (一)“给定资料1~3”反映了当前我国医患关系紧张的种种表现,请结合“给定资料”,谈谈你对“我们离不开医生,更离不开好医生”的理解。(15分) (要求:准确,全面,逻辑清晰。不超过200字。)
  (二)分析“给定资料4”,请你揭示导致医患关系急剧滑坡背后的深层次的原因。(20分)(要求:(1)观点明确,分析透彻; (2)语言流畅,层次清楚; (3)不超过300字。)
  (三)“给定资料2”写道“医患关系再这样发展下去,最终受害的还是患者”,假定你是菜市政府职能部门的一名工作人员,领导安排你深入调查当前存在的医患交恶问题,请你结合给定资料,提出解决问题的具体措施。(25分)(要求:(1)对存在的问题概括准确、扼要;(2)所提建议具体、有针对性、切实可行; (3)不超过400字。)
  (四)请参考给定资料,结合实际,以“构建和谐医患关系”为主题,自拟题目,写一篇议论文。(40分)(要求:(1)中心论点明确,有思想高度;(2)内容充实,有说服力;(3)语言流畅,800-1000字。)

2一、注意事项
  1.申论考试与传统的作文考试不同,是分析驾驭材料的能力与表达能力并重的考试。
  2.作答参考时限:阅读资料40分钟,作答110分钟。
  3.仔细阅读给定的资料,按照后面提出的“作答要求”依次作答在答题纸指定位置。
  4.答题时请认准题号。避免答错位置影响考试成绩。
  5.作答时必须使用黑色字迹的钢笔或签字笔。在答题纸有效区域内作答,超出答题区域的作答无效。
  二、给定资料
  1.2012年7月22日,阳光普照,空气清新,一个“高清版”的北京,让很多人产生了一种不真实感,仿佛前一晚一切都没有发生。
  有关部门公布的数据显示,7月21日中午至22日凌晨的特大暴雨,为北京有气象记录以来最大的一次,已致北京约l90万人受灾。截至7月22日17时,在北京市境内共发现因灾死亡37人。
  这场61年来最大的暴雨,让人们看到了一个“多面北京”,检验着公民社会的成色。在暴雨面前,绝大多数人“守望相助”,但也有一些人、商业机构和公共机构幸灾乐祸,“趁灾打劫”,令人寒心。
  据新华社报道,在暴雨中,北京网友自发组织起爱心车队,打着双闪开车前往机场免费运送滞留旅客。
  微博网友“菠菜X6”与望京网自发组织起“望京人赴机场免费救援”车队,短短半小时集结了20多辆私家车,开赴首都机场接人。网友“何恩培”在微博中回忆:“六十年一次的暴雨,让我有幸体验‘双闪志愿者’的温情。凌晨3:30我出候机楼的门,迎面站着一个气质美女,背后一辆双闪奔驰,‘去城里吗,免费送’。再看背后,一排双闪车,有别克、有宝马、有大众……心里涌起一股暖流。”
  一些市民抛弃了对陌生人的警惕,在网上公布家庭地址,欢迎受困者前往避宿;有商业机构也在网上发布消息,欢迎受困人员前往,免费提供食宿……
  大雨年年有,而这种大规模的公民自发救助,以前在北京并不多见。这应归功于近年来公民社会的进步与成长。这种救助,正是源于公民对公共事务的关心,以及对社会和他人的责任意识。近年来,在汶川地震等灾难中,这种公民精神屡屡展现,在“免费午餐”等诸多公益慈善活动中,持续成长。
  然而,在这场暴雨袭城的危机中,也有很多不和谐的声音。有些出租车司机漫天涨价,“趁灾打劫”;尽管暴雨如注,首都机场高速收费站却照收不误;暴雨过后,望京地区的一些市民第二天一早发现,前晚因为大水停滞在路边的车辆,居然被交通协管员贴了“罚单”。
  暴雨袭城本是所有人共同面对的考验,很多人的表现却令人心寒。但是,让这个城市变得更好,不是一群人凭着道德优越感,对另一群人发起批判,而应该是更深入地追问,为什么同样在一场暴雨之中,人们的表现会有如此显著的不同?
  这或许是因为信息不对称所致。很多人并不知道暴雨究竟产生了多大的危害,也不知道公共舆论空间中的主流民意是什么。首都机场高速收费站,个别出租车司机、旅馆只是在遵从最原始的自利原则,而没有遵从“公民精神”,意识到自己也应在危机中承担公共责任。由此,也就不可能启动自己内心中的“防汛预案”。
  2.2008年5月12日,我国四川的汶川、北川地区发生了里氏8.0级强震,美国《纽约时报》5月20日发表的一篇文章说:“从5月12日地震发生的那一刻开始,中国政府派遣了士兵、武警和救援人员,开始了那种可以预见的中国共产党的大动员。但是,一种没有预见的动员在官方渠道以外发生了,产生这种状况的部分原因是,政府的新闻媒体对地震进行了不同寻常的有力的报道。成千上万的中国人进入地震地区,捐款金额超过记录,这种民间反应非常惊人,而且是自发的。”
  心理医师郝林瞒着妻子,跳上了一架飞往成都的飞机,借了一辆自行车,穿着短裤和平底便鞋在农村里穿梭。他有同伴,那是坐了满满一汽车的志愿者,他们带着很整齐的红色帽子,在农村坑坑洼洼的泥土路上颠簸。成都一家私人企业的员工们正在清理沿途一个小镇。从全中国来的志愿者送来了食品、水和爱心。36岁的郝先生跨坐在他的自行车上说:“我从来没有做过这种事情。”“现在,普通人知道怎么自己行动了。”在成都,救援志愿者组成了一个指挥机构,叫做“非政府组织救援行动”,负责协调30个组织。他们收集捐助物资,包括方便面、饼干、米饭、药物、衣物和床单等。
  此次公众感情的流露如此震撼,于是分析家们在辩论,这是否会产生一些影响,民间力量是否会因此获得更大空间。尽管珍视传统的人们在哀叹现代中国道德迷失,拥抱了物质主义,但是~场可能夺走5万生命的灾难发出了更深远的声响。“我们是念着孔夫子的‘人之初,性本善’长大的,但是这场灾难才把人们内心深处的那种善引发出来。”来自上海的41岁的投资者邱阿兰说。“人们被这样的场景感动了,也被生命的价值感动了。”
  3.2010年8月份,著名媒体人赵先生以某小区业主身份,起诉开发商逾期212天交付房产证,要求开发商支付l5万元违约金,此案一审败诉,赵先生上诉后再败诉。赵先生起诉开发商支付房产证滞纳违约金的官司败诉后,还有数十位业主,为了维权,也以同一理由起诉开发商,无一胜诉。
  不过,在赵先生看来,这已是维权的进步。“唤醒权利意识,比做一件具体的事重要得多。”维权意识的启蒙,还要追溯到赵先生起诉物业公示公共收益一案。
  2009年,赵先生起诉小区物业,要求物业对公共收益进行公示。赵先生的维权行为,让小区其他业主开始关注自身权益问题。
  “这个案子和我在知名媒体工作的身份无关,我就是要维权。我们经常在电视上号召观众举起法律的武器维护自己的权益,而在自己碰到这些不公平的事情时就忍气吞声?我不能做这样的两面人。”赵先生将所住楼盘的物管公司告上法庭,要求对方公示电梯间及楼宇外的广告经营收益情况。
  记者联系上赵先生,他起初婉拒采访,“这个案子还是不说了吧!我看法院网上把我这个案子登出来了,内容很详细。”不过聊到为何维权,他提高嗓门说:“每个人都有权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这也是解决问题的正确途径,我维权也不是第一次了。这个案子,我的出发点并不是帮小区的其他业主,尽管结果显而易见,有可能让大家都受益。我也不是由其他人推举来带头告状,这就是我的个人行为。”
  最终该案在法庭的主持下和解,物业公司主动向小区业主公示小区公共空间的广告收益。
  2011年年底,赵先生所在小区成立了业主委员会。于是,2012年2月初,物业公司将小区 从2006年至2011年的公共空间收益,除去归属物业部分外的86万余元移交给业主委员会。据了解,这86万余元占6年来小区公共空间总收益的88%。物业相关负责人表示,目前这笔 钱已经移交,他们希望可以用于园林景观改造。“要没这场官司,我们根本不知道小区有几十万的公共收益,属于我们全体业主”,小区居民说。而且在官司之后,小区的物业服务有了变化,换了保安队伍,安保力量加强了,绿树也补植了不少。
  小区的物业客服部王经理说,通过与赵先生的两场官司,反而让物业与业主之间的沟通更加顺畅。
  4.他是公务员,却跟姓“公”的过不去;他是官员,又跟官员的既得利益过不去。
  他是谁?——当了l0年全国人大代表,年年提“公车改革”的湖北省统计局副局长叶青。
  作为全国人大代表,叶青曾连续7年在全国人代会上疾呼“公车改革”;作为湖北省统计局 副局长,他更是身体力行,在就任第一天就“炒”掉司机,改领交通补助。至今8年过去了,他依 然“特立独行”,未改初衷。用“一个人的战斗”,向大家揭示了“年省8万元”的公车改革空间。
  车改到底有多难?可享受公车待遇的叶青,又为何始终要坚持倡导车改?
  叶青说,他爱车,但是,公车的浪费,却让这位财政专业人士坐立不安。“我原先是中南财 经政法大学的教书匠,研究财政学、财政史。从中国有人提公车改革开始、从大庆车改开始,我就极为关注,算起来已有15年了。”2003年,从中南财经大学调任湖北省统计局副局长之后,叶青开始了他身体力行的车改探索之路。不过,以“叶氏车改”扬名于世的他却很孤独,因为迄今为止,他的粉丝只有“两个半”。
  叶青车改的困境,在于曲高和寡。用叶青的话来说,车改的最大阻力便是“待遇论”和“安全论”。“‘待遇论,就是认为公车是一种待遇的象征,比如好不容易于到副厅级,就应该享受公车待遇;‘安全论,则认为领导考虑问题多,开车不安全。”“但我就觉得开车是个熟练活,而且自己开车还更有益身体健康。”叶青特别补充道。
  叶青告诉记者,他曾算过一笔账:以公车一年的开支3000亿元来算,如果进行改革,最保守估计可以节约1000亿元,而事实上他认为公车一年的开支肯定不止3000亿元。“我知道难度是有的,有人还曾替我担心,说我坚持倡导车改或许会影响我以后提拔。但要是改革成功了,该是一件多有意义的事。我本来只是一个大学老师,我觉得能够推动车改比我自己升迁更重要。”
  现在最令叶青高兴的是,有关车改的内容,今年终于写进了总理工作报告。
  5.石家庄市桥东区柳董庄小区的多数居民,以前都是村民,如今虽然乔迁新居,可一些人的生活习惯仍难以融入城市:乱扔垃圾,往电梯里吐痰……32岁的退伍军人梁建勇,自三年前搬入这个小区后,就坚持为小区义务画车位、擦电梯、清扫垃圾,劝导人们养成良好的生活习惯,感动了很多居民。
  来自行唐县的梁建勇,当兵两年,因表现突出,被部队评为“优秀士兵”。复员后他被北京车辆段录用,负责安检,三年前搬到柳董庄小区居住,利用业余时间义务为小区服务。
  “这个小区没给规划车位,很多业主经常乱停乱放,占道停车,存在安全隐患。所以,我想到为居民们做些力所能及的事情。”梁建勇介绍说,他买来工具,就自己画起车位来。没有油漆,他就去建筑垃圾站里捡别人扔掉的腻子粉,到现在累计用掉一二十袋腻子粉,画了二百多个车位。而如果购买油漆画这些车位的话,一桶油漆二三百元,200个车位下来,至少要花费几千元。
  不仅如此,为解决自行车乱停乱放问题,他还在小区画了很多自行车停车区。
  梁建勇的“爱管闲事”也在小区出了名。他是个闲不住的人,看到小区哪里不顺眼都要管。比如,随手捡起没扔进垃圾桶的垃圾、捡起草坪上的塑料袋、搬开堵着单元门的自行车;电梯口的墙砖碰掉了,他就用水泥修补;楼梯脏了,他马上擦拭;为了提醒大家遵守社会公德,他打印了不少宣传单,贴在每栋楼的门El和垃圾箱上;小区的排水井盖被轧坏了,他从几百米远的建筑垃圾站捡来废弃的水泥铺道砖盖住,一块水泥铺道砖足有百十斤重,他搬不动,就一点一点往前挪,累得满头大汗。
  梁建勇的这些努力,虽然感动了很多居民,可也有人不理解。去年夏天,29号楼总有人把垃圾倒在离垃圾桶两三米远的地上,一些老人习惯在附近乘凉,对乱扔垃圾的住户很有意见。一次,有个男青年把垃圾袋扔在垃圾箱外面,正好让梁建勇看见,就跟那男青年讲道理,可男青年不但不听,还破口大骂。2月16日晚,一位身穿警服的居民把汽车停在过道上,梁建勇请他停在车位上,可他疾言厉色:“我愿停哪儿就停哪儿,你管不着!”
  梁建勇喜欢做好事,也常常遭人非议,说他“出风头,管闲事。”“有物业呢,你管得着吗?”“做好你自己就行了,别人你不用管!”
  梁建勇的老丈人是柳董庄人,祖祖辈辈在这里生活,因此就有人到他岳母家告状,说梁建勇管闲事得罪人。面对这种情况,梁建勇开始还觉得委屈,后来就习以为常。他说:“我做的都是对居民有好处的事情,不怕!”
  6.2011年10月26日上午10时,刘爱国又坐在了一个听证会的现场,轮到他发言时,他戴上眼镜用昆明方言说:“2009年11月至今,我参加了一百多场听证会,但今天是第一次受市审计局邀请来参加听证,感到非常荣幸。”此时,刘爱国并不知道,其“听证帝”的名头已经在网络上声名大噪。其实,在昆明,像刘爱国这样的“听证专业户”并非只有一个,甚至已经有了一个小规模的“群体”。
  经常参加类似会议的市民中,安工才算是主动性比较强的一个。作为一名普通的退休工人,他一直关注着昆明市的各大小听证会,甚至还报名参加人大会议。从2001年开始,他一共参加了7场人大组织的向市民开放的会议,还参加了7场听证会。
  2001年,昆明市人大首次面向市民公开征集会议旁听员,安工才无意中在报纸上了解了这一情况之后,立马向相关部门报名。可由于报名的时间相对滞后,安工才最终错过了机会。
  “老百姓也能参政、提意见,而且还是去人大会议上,当时我觉得这非常不可思议,如果能参加,那将是一件非常自豪的事情。”此后,安工才每天在闲暇时间必做的一件事情就是翻报纸,看看有没有政府部门的会议征集市民参与。
  终于,几个月后安工才非常顺利地通过了“选拔”,作为旁听员出席了一场会议。至于是怎么“选拔”的,他到今天也不清楚。“总之,是‘上面’来定。”
  更让他感到意外的是,参加这次会议还会有红包。按照相关组织部门的说法就是“误餐费”。不过他认为,既然人家觉得合适给,自己也没有必要拒绝。
  然而,随着参会的频率不断增加,安工才却开始感觉有些失落。“作为旁听员参会,只能听不能说,要是有意见只能以书面的形式呈现上去。当然,会后还召集会议旁听人员一起讨论,可讨论过后的最终结果却从未有人打电话给我说过。”
  更让他大跌眼镜的是,有些来报名参加会议的普通老百姓根本就是冲着“误餐费”来的。安工才介绍,不仅如此,最后竟然演变出T--fi"“旁听队”,还有专门的“内线”。每年快到开春的时候,这些人就开始关注可能会召开的会议,并委托家里曾经供职在有关部门的熟人打听开会时间,以及如何能够在众多群众中顺利入选。
  7.如果不是微博,青岛Ist方区拆迁户王国栋的人生或将呈现出另外一种图景。
  “之前我真的穷尽了各种法律救济措施,还是看不到任何希望。”注册微博账号两周后,深感绝望的王国栋拿出汽油,在微博上留下“我爱这个国家,但它不容我了”的遗言,准备“誓死捍卫家园”。
  令王国栋意外的是,该条微博迅即被转发了7000多次,短短2小时内,陌生的劝慰电话、短信不断。有网友说:“不用谢,帮你就是帮我们自己。”
  在多方劝解下,王国栋最终打消了自杀念头。随后,得益于众多网友、媒体以及知名学者的介入,当地政府决定暂缓强拆。
  北京大学法学院副教授金锦萍认为,在微博时代,每个人都是信息的创造者和传播者,微博开辟了一个公民表达、参与和互动的新场域,“毫无疑问,微博是很有利于培育现代公民意识的”。
  8.2011年7月23日晚上20点30分左右,北京南站开往福州站的D301次动车组列车运行至甬温线上海铁路局管内永嘉站至温州南站间双屿路段,与前行的杭州站开往福州南站的 D3115次动车组列车发生追尾事故,后车四节车厢从高架桥上坠下。这次事故造成40人(包括3名外籍Af)死亡,约200人受伤。事故发生之后,有感于国民精神与国民意识的缺失,有网友在博客中写道:
  如果我们没有买盗版书,没有从百度文库等等下载免费的书,没有拿着别人的书去复印店;如果复印店的老板,愿意失去小部分利益,不去复印整本书;也许,就不会有那么多声嘶力竭的作家,就不会有明明是法律明文规定的侵权违法,得不到实施;也许,我们会有越来越多的作者,跟我们共享更多的智慧。
  如果我们没有让爸爸妈妈帮我们找过关系,大到进某所学校,小到插队买票看病;如果我们要求某种特权的时候遭到严厉拒绝,如果同时对滥用职权的人不齿;也许,就不会有那么多人以拥有特权为骄傲,以滥用职权为骄傲,以拿特权做交易为骄傲;也许,我们对“上面的人”,会有越来越多的信赖,相信每个人在行使正确的权力。
  如果我们在售票员斥骂农民工的时候站出来,对插队的人怒目相向,对偷别人钱包的小偷毫不留情;如果我们没有无视不公的存在,抱着“不关我的事”的心理,和听从家人“别管闲事”的劝告;也许,就不会在自己的利益受到侵犯时沉默不语,觉得求助他人无望;也许,就不会纵容不公正的存在,不会有无力的斥责,正义的力量本该让每种黑暗战栗。
  如果我们考试不作弊,如果我们的每一分成绩都代表了真实的水平,如果我们没有让别人代写作业;如果被要求代写作业、论文、考试的人,能对这样的请求嗤之以鼻,严词拒绝;也许,我们能信任每一个岗位上的技术人员的专业和工作人员的水平;也许,就不会有脱轨的列车,断裂的电梯,漏水的地下铁。
  如果我们没有在超市小偷小摸,在菜市场顺手牵羊,把自己不小心弄坏的东西拿回商店换;如果我们不买仿真的鞋、衣服、包包、电子产品,对于出售这些东西的人,给予强烈的反对;也许,就不会有那么多人对Made in China的耻笑;也许,就不会有那么多防不胜防买到假货的时候,觉得很沮丧很没前途。
  又一个灾难发生了。我们咒骂,我们斥责,我们质疑,我们失望。
  除此之外,也许,我们应该担当一部分责任,因为,就是那些我们做过的,再小不过再普通不过的事,无声无息中构筑了我们的未来:我们的,自己的,一生仅有一次的未来。
  就是这些很不起眼的,我们看来无伤大雅的事,一寸一寸地蚕食着我们的信赖:我们的,自己的,赖以生存的信赖。
  也许,我们还该从自己做起,问自己,想要一个怎样的未来。为它的成长贡献自己的微弱力量。
  也许会绝望,会失望,会无奈,会沮丧。
  但正是这个人微弱的力量,曾经汇聚起来让我们从丧权辱国走到世界大国,从挨打落后走到改革开放。
  这不是“别人的事”,更不是“跟我无关”,因为,你怎样,你的中国就怎样。
  9.党的十七大报告强调加强公民意识教育,树立社会主义民主法治、自由平等、公平正义理念,具有重大理论和实践意义。公民是社会成员的法律身份。凡具有中华人民共和国国籍的人都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我国宪法对公民的基本权利和义务、基本道德标准等作出了.明确规定。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深化政治体制改革,建设社会主义政治文明,一个重要的基础性工作就是开展公民意识教育,提高全社会政治素质。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在世界文明之内的,民主法治、自由平等、公平正义、公民意识等等,并不是资产阶级的东西,也不是资本主义的专利,具有普世价值。十七大报告把体现人类文明进步成果的普世价值理念如“公民意识”等都纳入到社会主义价值目标体系中去,因为增强全社会每一个人的公民意识,树立社会主义民主法治、自由平等、公平正义的理念,对扩大人民民主、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善莫大焉。公民享有不容侵犯的权利,同时也承担与权利相对应的义务。我国公民社会已具雏形。“公民意识”写入十七大报告,更有利于我国加快公民社会的进程。
  三、作答要求
  (一)“给定资料3~5”是某市宣传部门编发的一份简报中的三则简讯,请为此份简报撰写一则能体现编者意图的“编者按”。(15分)(要求:概括全面、准确,思路流畅。不超过200字。)
  (二)“给定资料2”中提到“我们是念着孔夫子的‘人之初,性本善’长大的,但是这场灾难才把人们内心深处的那种善引发出来。”请你结合“给定资料”谈谈这种现象的实质是什么,分析指出这一现象产生的原因。(20分)(要求:内容具体,表述清晰。不超过350字。)
  (三)请结合“给定资料”,分析当前我国公民精神成长过程中存在的主要问题,并提出相应对策。(25分)(要求:(1)对问题的分析准确、全面; (2)所提建议具体、有针对性、切实可行; (3)条理清楚,表达简明,不超过400字。)
  (四)“给定资料8”画线部分写道:“这不是‘别人的事’,更不是‘跟我无关’, 因为,你怎样,你的中国就怎样。”请结合你对这句话的看法,参考“给定资料”,联系自身的经验或感受,自拟题目,写一篇文章。(40分)(要求:(1)自选角度,立意明确,有思想性; (2)参考“给定资料”,但不拘泥于“给定资料”; (3)语言流畅; (4)总字数800~1000字。)

3一、注意事项
  1.申论考试与传统的作文考试不同,是分析驾驭材料的能力与表达能力并重的考试。
  2.作答参考时限:阅读资料40分钟,作答110分钟。
  3.仔细阅读给定的资料。按照后面提出的“作答要求”依次作答在答题纸指定位置。
  4.答题时请认准题号。避免答错位置影响考试成绩。
  5.作答时必须使用黑色字迹的钢笔或签字笔,在答题纸有效区域内作答。超出答题区域的作答无效。
  二、给定资料
  1.一个问题总横在他们的脑子里,是在“北上广”被挤得像沙丁鱼,还是在老家当死咸鱼呢?
  在他们对城市作出选择的背面,是城市对他们的选择:“北上广”抑或是小城市,都拒绝这些经济上以及心灵上均处于无根状态的人。
  这些年轻人左右为难的旅程背后,是几乎一代普通青年艰难安放的前途与希望。
  刘寅租住在北京东六环,每次在国贸打车,黑车司机在嚷嚷,20块,通县走不走?他非得纠正,是去通州吗?说的是一个地方,但他怕那个“县”字,一下子把他打回原形。
  刘寅生在江苏一个县城,来北京工作了五年,月收入过万,两年没加过薪。他密切留意房市消长,观望了几年的结果是,手里的存款一路贬值,时至今日,他买不起北京五环内一套两居室的房子。
  无车无房无根,撤离的念头连同妻子肚子里的孩子,越来越茁壮。他变得像罹患产前忧郁症的“卡夫卡”,买房、挤地铁、喝水,甚至呼吸空气,日常生活的一纤一毫,都让这个80后男人疲惫不堪,“一切障碍都能摧毁我”。
  在中国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的统计数据里,刘寅是北京市704.5万外省市来京人员之一,数字仍在往上走。这近千万人口数里,有许多像刘寅这样勉强的中下产,抵达了人生的某个瓶颈,幸福指数开始往下走。
  还有“蚁族”,大学扩招后数量迅速膨胀的毕业生们,他们生活在郊区的聚集群落,月收入两千左右,可以没有独立的厨房和厕所,但决不能没有网络。如果在大城市打拼五年,没有实现梦想,他们大部分会选择离开,往往“三十而离”。据估计,北京地区至少还有这样的十五万“蚁族”。
  北京市政府尚未完成由“管理”流动人口到“服务”外省人的华丽转身,而这管控的态势,随着1800万人口上限提前十年到来,愈发严峻了。2011年年初,一连串的新政又抬高了外地人的生存门槛:清理群租和人防地下室,房市限购令,车市限购令,以“纳税满五年”为条件,摇号另算。
  有专家呼吁年轻人不要扎堆“北上广”,像是冥冥中四十多年前一个声音在感召,“去农村吧,去基层吧,广阔天地,大有所为。”
  很多次,刘寅假设人生三种曲径分岔的可能性:
  其一,滞留北京,继续苦哈哈的生活,能认识更多人,获得更多学习机会;
  其二,回归南京准一线的市井,买车买房,吃吃喝喝,心宽体胖;
  其三,回县城找块地,养鸭子喂猪,彻底的田园牧歌。
  刘寅的下一站在哪里呢?
  上个月,刘寅看了部叫《白蛇传说》的片子,里边一个角色最能诠释他对京城的感触r那是一个小和尚,叫“能忍”,忍到最后,结果还是变蝙蝠妖了。
  相比小城市而言,大城市有更好的基础设施,更廉洁高效的政务部门,更现代、更有质感的生活细节。这也就是念叨了几年,刘寅始终还没有离开北京的原因。关于人生假想种种,始终停留在浮着白沫的自来水、挤不上去的地铁、买不起的房子和无限虚掷的时间成本里。眼看着,孩子就要出生,他还在艰难地为去留做决定。ll月4日,他做了个梦,他出国了,天上有一条金灿灿的中国龙在飞,正欢喜呢,一泡尿把他给憋醒了。一醒来就看见窗外灰蒙蒙的,没有远处和阳光,心忽然沉了沉。
  2.2010年年底,曾静离开了广州,前往广东东莞常平镇一家外企做企划投资。谈起这段经历,曾静似乎有些不好意思,因为当初“逃离”广州的原因虽然很多,但真正吸引她的却是东莞这家企业“提供食宿”的福利。
  “广州当时进行‘城中村’改造,我住了两年的农民房不能再续租了,而且要立即搬离。”曾静说,“你不知道在广州租房子有多难!租金与楼价一样急剧飙升,在公司5公里范围内根本找不到2000元以下一室一厅的房子,光房租就要占月收入的一大部分。”加上工作时间不固定,吃饭成了曾静面临的另一大问题:自己做太累,出去吃小店又不放心,所以她经常靠方便面、饼干、面包填肚子。
  在大城市,房子贵、交通难、生活烦,票子不够花,成为很多身处“北上广”的人逃离的理由。那么,节奏缓慢、房价相对低廉的二、三线城市,真的就是“世外桃源”吗?
  “当时我想,东莞虽然小,但企业提供食宿、工作时间固定,收入低点也无所谓。”曾静说,但真正到了东莞,她却感到诸多不适应:企业提供4人一问的集体宿舍,跟大学宿舍差不多。有些室友经常带小伙子来玩,深夜才走,这让她无法忍受;食堂还算令人满意,厂里每月还把补贴打到饭卡上,但晚饭后走出厂区,根本没有休闲去处,连看个电视也要待在食堂……
  这还不是最难以忍受的。对26岁的曾静来说,现在已经到了谈婚论嫁的年龄,但厂里生活圈子太窄,那些经常试着约她出去吃烧烤的小伙子,无论学识还是眼界都与曾静的要求相去甚远。这不由让她怀念在广州星海音乐厅听音乐会的日子,留恋在珠江边与友人聚会的时光。
  几经考虑,2011年10月曾静又回到了广州,继续她辛苦的打拼。但和一年前离开广州时的心态完全不同,现在的曾静多了几分稳重与成熟:“工作虽然辛苦,但不会像以前一样心烦意乱。相反,我更加珍惜今天的一切。”
  人生处处是“围城”。原以为在小地方生存,压力会更小、过得会更舒服,但事实或许并非如此。有了大城市生活的经历,重新回到二、三线城市的“都市人”,感觉又跳进了一个“围城”。
  3.促使李涵最终逃离上海的导火线是房东,“当时房东非要涨房租,一个房间就要涨500元,谈判了几次,根本压不下价来,突然就有一种要露宿街头的感觉。”恰好当时有个高中同学在邮件中告诉她,郑州的一个事业单位正在招人,让她赶紧报名。
  “离开时有一种悲凉的感觉,我记得特别清楚,在上海火车站的候车室,我拉着个行李箱,周围都是说着河南话的人。”李涵说,当时她心中只有一句话:“我就这样回去了,真的就这样回去了。”
  一开始,父母并不知道李涵已经辞掉了上海的工作。当李涵告诉父母自己已在郑州一个事业单位上班时,父母才恍然大悟:“闺女回来了,郑州也行啊,也是个省城啊。”
  朝九晚五,李涵的郑州生活就这样开始了,她也以为自己的一生就交待给郑州这个城市了。她甚至开始去相亲,“高中同学好多在郑州,不少结婚了,有的还有了孩子,我算比较落后的了,同学们很热心,介绍了几个,我都去见了。”然而接下来在这个事业单位中,李涵遇到了一些她很不能接受的事情,“每个月会发一些补贴,虽然不多,但是在郑州也算可以的了,我一个新人刚去没有是可以理解的,但是无意中却得知和我一起进单位的另一个女孩有,同事说,因为那女孩的老爸是另一家事业单位的领导。”
  同事张大姐劝李涵这些都要看得开,毕竟在中小城市,一切都要看关系,“有人罩着,那自然好办事,大树底下好乘凉嘛。”李涵也才明白,当时她选择“逃离”上海的时候,就有人说:“小地方,要靠爹!”张大姐还告诉她,每到年底的时候,大家都会排着队地到领导家送礼呢,“不送礼,有时候工作都会保不住的,这叫怎么回事啊。”
  来自河南农村的李涵明白,自己的父亲不过是脸朝黄土背朝天的庄稼人,在郑州不能给她构建什么关系网,“这种感觉很不一样,上海是累,但是只要付出,就会有回报,公司的薪酬奖励很明确,多劳就会多得,不会有这些弯弯绕,这些弯弯绕,我还真玩不好。”
  从那开始,李涵就思考,自己到底回郑州来于什么?“其实不止那一件事情,我觉得周围人的思维和我也不一样,一到周末去参加同学聚会,感觉和他们谈不到一块,就是不在一个圈子里的感觉。另外我大学读的是传播学,做广告策划是最自然不过的,但是做了一个办事员,不能说低就了,就是有点使不上劲的感觉。”李涵也试图努力过,在单位有文化活动的时候,她总想露上一手,写出个漂亮的策划案,“但根本行不通,领导才不管你什么策划案呢,就是追求那种庸俗的热闹。”
  夜深人静,李涵心中的两个“人”总是在打架,一方是上海,一方是郑州。几番回合下来,李涵还是决定离开郑州,重返上海。
  回到上海,并不像李涵想得那么容易,老东家已经没有空缺职位,“先回来就是胜利嘛,我战胜了自己,我觉得自己不会再选择逃避,在上海,我相信什么都会有的。”
  4.别人看来,北京的这些年里,外省青年们学会了大城市的傲慢;而在他们眼里,也许是小城市变得更加世故了。他们和北京出租车大叔聊人民币升值、突尼斯的城管和利比亚独裁者,那时候他们觉得地球是平的。回到小城市,年轻人们忙着老去,城市忙着建新城,忙着变“堵”,忙着让房价跟一线城市看齐。
  刘沛因为姥姥身体不好,在北京待了七八年后,回到老家成都。爸妈都是下岗工人,给不了什么便利,他找回老本行,就职成都某家电视台。结果,他名牌大学的学历和流利的英文,都成了负累,同事看不惯他的高调,背地里说:“北广毕业的又咋样,还不是跟初中生一样在扛摄影机。”地方电视台禁忌多多,连2009年那起成都公交车自燃事件也被禁止报道。倒是各种婆媳矛盾、老婆和小三掐架的节目,收视率居高不下。
  身边人踊跃买房买车,这是成功人士的象征,哪怕最便宜的QQ车,也得先补缺再说。有时他们抱怨,唉,又堵车了,话语里带几分家乡经济蒸蒸日上、迈入“堵城”的自豪感。刘沛骑自行车上班,别人纳闷:“你咋不买车呢?”逍遥惯了的刘沛说:“骑车15分钟就到,买车干嘛?”
  “装了windows7的系统,就用不惯windows98的了。”刘沛很是水土不服。
  为了增强他的归属感,有人给他介绍了一桩亲事,对象是某税务局局长的女儿。媒婆激励他:“娶了这姑娘,你的人生少奋斗二十年!”刘沛许多女性朋友便如是,回老家找食科级以上中青年干部结婚,从此安下心来。刘沛鼓着勇气出门了,结果实在没看上。
  刘沛在成都的生活维持了一年。生活高度同质化、模式化,出门跑现场,看来看去都是那几个人;总是去九眼桥的苏荷泡吧,每次都坐同一张桌子,隔壁桌的也都是同样的面孔;到了后半年,刘沛脑子都有点钝了,每天上班就止不住地想,晚上吃什么玩什么。
  5.“逃离”广州对刘梅来说,无奈的成分小一些,更多的是一种不被认同感,“当时经济压力其实也有,但更多的是寻求一种平衡,我在广州能得到什么,耳边是听不太懂的粤语,亲人又那么遥远,照顾不过来;而回到重庆这些似乎都能得到解决。”
  仔细盘算了一下,刘梅一年前从广州回到了重庆万州,“身为重庆人,总觉得回到家应该大有用武之地。”在广州的时候,刘梅在一家大公司的大客户部工作,主要服务一些重要客户,“给他们做活动,写文案。”
  然而在重庆万州工作了不到一年,刘梅感到种种不适应,“在广州给客户服务的时候,就是谈案子,在重庆万州这边客户并没有那么国际化,拼的全是酒桌上的功夫,喝酒喝好了,文案写得不行,这单子咱也能签下来;还有一次,我和另一家公司比文案,我的案子应该是一流的,但是没想到,那客户还是签了那家公司,后来才知道对手有熟人关系,并送了礼。”
  回到重庆万州的刘梅深刻感觉到“人生地不熟”,“这是我的家乡吗?我为什么一点优势都没有呢?”更让刘梅痛苦的是这样一次经历——有一次她好不容易签下一国际客户,当时要给这家公司做一个酒会,邀请函上写着“请着正装”。但是隆重出场身着晚礼服的她发现,“就我一个人身着晚礼服,像个什么似的,其他人穿什么的都有,还有人穿着拖鞋就过来了,有的人带了孩子,孩子在现场大呼小叫,让客户很不满意。”
  刘梅一直在思考,是不是自己要求过高?“从广州回重庆,真的是怀着抱负的,要做点事情给家乡的,但是没想到是这个样子。”就这样,刘梅挥一挥衣袖,没带走任何东西,又回了广州,“现在想开了,广州虽然节奏快,生活压力大,但是我应该适应这里,应该把这里当成我的第二故乡,也许我还会回到重庆的,但不是现在。”
  6.2011年10月,某报刊登了一篇评论文章,内容如下:
  “逃离”一直在继续,就如涌人从未停止。“北上广”的繁华与耀眼之下,各色人物有着异样的命运。成功者如鱼得水,享受着城市文明的不尽福祉;失败者穷困潦倒,品尝着冰冷都市的残酷无情。更多的人居于二者之间,谈不上失败,亦难言成功;虽不算困窘,也不见腾达之希望。他们,对于大城市有着复杂的情感,留下无望、弃之不甘。最终,这群人开始分化,有的固执坚守,有的识趣逃离。之于前者,往往难逃蚁族、房奴、孩奴的宿命;之于后者,仿佛不远处有了可期的美好前景。
  城市,尤其是大城市,从来不是温情脉脉之所。与钢铁丛林相契合,其间多奉行优胜劣汰的法则。若要立足,一番打拼在所难免。这个时代,大城市生存战,表现出前所未有的激烈。一方面,随着数十年的城市化扩张,“北上广”发展空间日趋饱和,人才吸纳能力并没有预期中那么强大;另一方面,随着高校扩招,大量毕业生滞留“北上广”,无论是人才结构,还是绝对数量,高校毕业生都与产业需要不甚合拍。
  没有哪个城市可以无限扩张,从世界经验看,一定时期逆城市化进程必将出现。今天的“北上广”,已经处于饱和边缘。恰如一辆拥挤不堪的公交车,虽仍在蹒跚前行,却早已载不起更多人的寻梦旅程。继续涌入,或许并非最优选择。除非你有足够的能力与机会,自信能在一场惨烈的淘汰赛中笑到最后。
  如今,我们把目光投诸“逃离北上广”的那群人。其后的动因显而易见,合理性也毋庸置疑。无论专家还是市民,都对这种趋向表示认可。言语间,“选择离开”大有化身为理性回归、民智成熟的同义词之势。在公众的朴素期待中,“逃离”不失为个人与大城市双赢之举。就这样,“无奈放弃”被美其名日“理性选择”——“逃离”不再是失败,而是审时度势的观念升华。
  此等说辞固然冠冕堂皇,实际上却陷入了预设的陷阱。对大城市的迷恋,真的只是基于观念?甚至,“北上广”的拥挤效应,真的可以归因于“大城市崇拜”?须知,从来没有人天然偏爱冷酷、杂乱与拥挤。所谓年轻一代的大城市情结,不过是个伪命题。考虑到资源分配倾斜到无以复加之地步,谁不想留下分羹一杯呢?
  另一层面,需要反思大城市存在着怎样的淘汰机制。是基于能力的遴选,还是基于家世的纳斥?现实中,上述两者并存,且很多时候后者重于前者。正因为如此,“逃离北上广”并不那么令人欣喜。要知道,离开的可能恰是事实上的精英。首先要有公平的竞争,其后才有“合理的离开”。若竞争不公平,则“逃离者”必会带走创造力。最终,一个城市的运转效率将被拖累。
  7.“大学毕业生低收入聚居群体”——蚁族现象引发社会的强烈关注。就“年轻人是否应该逃离北上广”问题,一些专家学者发表了自己的看法:
  党国英(中国社科院研究员):不需要逃离。但国家应该积极推动区域经济合理布局。应该在中小城市部署一些国家重点建设项目,不能把北京、上海、广州这样的大城市搞成“大而全”的经济体。“蜗居”和“蚁族”现象的原因是大学生工资低,更深层次的原因则是劳动力市场不均衡的问题。中国劳动者的劳动强度太强、劳动时间太长,出现了马克思讲过的那种“恶性循环”,加剧了失业问题。政府应严格实行有关劳动保护的法律,坚决处罚过度盘剥劳动者的不法商人。
  张鸣(中国人民大学政治学教授):我认为逃离本身,就是一个伪问题。大学生蚁族的出现,一是由于我们的大学教育不仅不能适应社会的需要,而且还无目的的扩招。二是因为当下的中国经济增长,还是简单加工,服务业不够发达。现在的蚁族,大部分都是地方院校毕业生。他们所受的高等教育,基本上是无效的。因此只能从事低工资的工作。他们之所以集中在“北上广”这样的大都市,是因为只有在这样的地方,他们才能找到一份工作。如果在其他地方,连这样的工作都难找。越是不发达地区,工作机会越少,市场性的工作工资越低,而铁饭碗则被权势家族垄断。
  秋风(知名独立学者):谁有资格让他们离开?每个人都有选择自己喜欢生活、工作、定居的地方的自由。再者说了,逃到哪里?如果北上广都找不到机会,那其他地方就更没有机会。大学生们之所以在毕业之后,聚集在“北上广”,是因为这里的机会相对来说还多一些,因为在这里,蛮横的权力似乎被庞大的人口稀释了,而到了地方上,那里的权力更为霸道,权力和财富在极少数寡头内部世袭,庶民子弟基本上没有任何上升空间。
  高尚全(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会名誉会长):在哪里发展是个人的选择,年轻人喜欢在大城市接受挑战也无可置疑。不过,这需要这代人做好充足的准备。不过这个问题存在的根源在于目前一些资源过于集中在个别城市,现在中央提出了新的城镇化路线,要发展中小城镇,我想这会给年轻人提供更多的机会。
  张千帆(北京大学宪法学教授):这也是一个自愿选择,但是制度还是会影响选择。一方面,青年大学生如果想留在“北上广”,就要做好长期当“房奴”的准备。这不止是在中国如此,在发达国家也是一样,纽约、东京、首尔的房价要比目前京沪还高许多倍,所以青年应该抛弃不切实际的幻想。另一方面,我也希望中国的资源不要过分集中在京沪等大城市,尤其不要通过国家控制农产品价格、控制农业地区的工商业建设、控制民营企业信贷、区别对待城乡福利和医保等强制性措施人为加大地区差异。让中国各地通过自由和自主发展产生更多的北京、上海、广州,为不同地区的建设和发展提供更平等的资源、机会、希望乃至梦想,才能分散“北上广”的人口和就业压力,延缓这些中心地区的房价上涨。
  刘瑜(剑桥大学讲师、哈佛大学博士后):我觉得那些已经在“北上广”有稳定工作、住房的人轻轻松松地说“年轻人应该逃离北上广”,好像有点站着说话不腰疼。现在的大学毕业生真的很不容易,他们唯一的过错就是出生晚了几年,结果位子、机会都给“50后”“60后”“70后”给占了,哪怕他们在才智方面并不比这些人差。不过另一方面,一个社会的机会和位子并不是恒定的,转型社会更是如此,年轻人慢慢来也能干好。如果我现在大学毕业,是不会为了留在北京而留在北京的,假如在北京待了几年,事业毫无起色,不妨考虑去外地。以中国的规模与人口,“小型版”的“北上广”完全可能——或者说正在——在“北上广”之外出现。按照中国城市化的进度,目前中国不到一半人口生活在城市,离发达国家80%、90%以上人口城市化的比例还很远,二线或三线城市还有相当的发展潜力。
  三、作答要求
  (一)请根据“给定资料”,概括总结大量外来人口集体“逃离北上广”却又最终重新“逃回北上广”的原因。(20分)(要求:准确、全面,不超过300字。)
  (二)“给定资料7”提到,一些专家学者就“年轻人是否应该逃离北上广”问题发表了自己的看法。请分析总结一下这些观点,并谈谈你对这一问题的观点。(20分)(要求:(1)观点明确,分析透彻;(2)语言流畅,层次清楚,有说服力; (3)不超过500字。)
  (三)“给定资料1”提到当代许多年轻人的生存困境:“北上广”抑或是小城市,都拒绝这些经济上以及心灵上均处于无根状态的人。”请根据全部“给定资料”提出突破这一困境的应对之策。(20分)(要求:条理清楚,所提对策具体、有针对性。不超过500字。)
  (四)参考“给定资料”,结合你对“给定资料”的理解,以“北上广”逃离还是逃回”为话题,写一篇议论文。(40分) (要求:(1)观点鲜明,论述深刻;(2)联系实际;(3)条理清晰,语言流畅; (4)总字数800-1000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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