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发展中国家,整个民族充当了“无产阶级”。从世界历史进程来看,资本主义的扩张,在推进“全球化”加速的同时,也带来了“全球分裂”,突出表现为“南北问题”,即“发展问题”,而且这个问题难以在资本主义框架内得到解决。虽说资本主义“固有”矛盾在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内部有所缓解,但在全世界范围内却更加凸显,即生产的全球化和物质财富与科学技术手段少数国家占有之间的矛盾,并滋生出恐怖主义。当然,这种极端的暴力形式或者“暴力革命”已不适应和平与发展的时代主题,理所当然要遭到全世界人民的谴责与抵制。因此,为了解决矛盾,在发展中国家,社会主义就不失为一种现实的选择。从国别史的角度观察,虽然发展中国家的社会结构与当年西方的社会结构有很大差别,但其社会底层仍然存在为数众多的无产阶级,从而形成内部社会主义运动的基础。有学者注意到,在今天有些发展中国家城市的结构中,西化的精英和智囊集团处在最上层,是令人羡慕的群体。处在其下的是来自不同种族的人群,他们在竞争中失去了工作,种族冲突变得愈发明显,部落意识在不断地增强。当对于福利的渴望比福利的绝对增长快得多时,这种矛盾就会出现。“从新的精神中产生出来的政客们用华丽的辞藻来描述独立的好处,而这些好处并没有实现,导致城市工人对于工资需求方面的矛盾产生,要求降低精英特权、创建无阶级社会主义的压力在不断增强。”[6]但非常明显,这些国家的无产阶级恐怕还不能发展成为人口的大多数,还不足以产生一个强大的无产阶级政党。要解决发展道路上的问题首先需要实现国家的统一和人民的团结。
在共产党执政的社会主义国家,生产资料公有制的确立或成为主体,意味着消灭了社会划分为两大对立阶级的经济前提。就无产阶级而言,只是一种约定俗成的称呼,在世界历史范围内存在,而在国内本身已发生了性质的变化,自身以领导阶级的面貌出现。摆在他们面前的任务是回答坚持和发展什么样的社会主义和怎样建设社会主义的时代课题。但是,20世纪的社会主义大都产生于经济文化相对落后且没有经历过资本主义独立发展阶段的农业国度,因此,不论经济社会发展程度还是人民生活水平方面,不仅没有达到马克思恩格斯设想的程度,而且和同时代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相比也有一定的差距。这方面类似于发展中国家——我国是世界最大发展中国家的国际地位没有改变。实行计划经济容易产生平均主义,妨碍劳动生产率的提高,束缚生产力的发展;而确立市场经济,又会导致收入差距拉大和社会矛盾凸显,虽然消灭了阶级对立,但仍然存在着社会两极分化的风险。因此无论如何,无产阶级,尤其是执政的共产党人,都应成为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的代表,实现社会不同群体的和谐相处,努力防止“无产阶级政党”和“无产阶级”冲突这种尴尬局面的发生。
发展道路
社会主义必然代替资本主义是一个漫长的历史过程,但这并不妨碍社会主义前提的创造和因素积累——社会主义的发展也要经历一个量的积累的过程。只不过21世纪的“社会主义”将走不同的发展道路,以不同的模式存在。
在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社会主义将继续以“民主社会主义”的形态存在。以科学社会主义的立场观察,“民主社会主义”不是“社会主义”,二者有本质区别。但问题在于,科学社会主义在发达资本主义国家早已“民主社会主义”化了,这是一种不以人们的主观意志为转移的客观存在。划清界限不等于否定它的存在。实际上,这个苗头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就已经显露出来,正因如此,才有伯恩施坦对科学社会主义的“修正”。有西方学者评论道:“20世纪90年代对其进行反思从而得以幸存的社会主义在本质上大体上都是改良主义的、民主的、修正主义的。如果说社会主义有未来的话,那么它将以这种形式存在。”[7]当然,这个说法极为片面,并不符合社会主义国家的实际,但对于发达资本主义国家来说大体准确。在发展道路上,民主社会主义主张改良,但除此之外确实别无他途;在社会形态上,民主社会主义主张实行以私有制为基础的混合经济,这显然具有资本主义性质,但不能否认其中的社会主义成分。比如关于股份制,马克思就曾预言:“在股份公司内,职能已经同资本所有权相分离,因而劳动也已经完全同生产资料的所有权和剩余劳动的所有权相分离。资本主义生产极度发展的这个结果,是资本再转化为生产者的财产所必需的过渡点,不过这种财产不再是各个互相分离的生产者的私有财产,而是联合起来的生产者的财产,即直接的社会财产。”这个论断表达的思想是,资本主义的发展也在使自身发生局部的“质变”——“直接的社会财产”就是社会主义的因素,“这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本身范围内的扬弃,因而是一个自行扬弃的矛盾,这个矛盾明显地表现为通向一种新的生产方式的单纯过渡点”。[8]德国女革命家罗莎·卢森堡也发现:“股票业务的不断扩大在国民经济方面意味着什么?它意味着在资本主义形式上生产社会化向前发展了,不仅大生产社会化,中等的甚至小生产也社会化了,这也就是说,这种现象不仅不同马克思的理论相矛盾,而且是这一理论的可以想象得到的最辉煌的证明。”[9]不是说只有通过暴力革命“剥夺剥夺者”所确立的公有制才是社会主义的经济基础,通过改良不断积累的社会财富也应被视为社会主义因素。从这个角度说,资本主义的发展以及出现的新变化,不仅没有摆脱马克思恩格斯揭示的历史逻辑,反而为社会主义代替资本主义的历史必然性开辟了道路并进行着量的积累。此外,民主社会主义关于调节收入差距、缓和阶级矛盾的主张,也具有社会主义性质并值得借鉴。俄罗斯等原苏联东欧社会主义国家,从历史传统上看,都属于欧洲国家,但它们也没有回到原始的资本主义道路上去,其社会主义运动也具有民主社会主义的特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