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题思路】
1.指定居所监视居住的适用条件。司法实践中，监视居住常常成为无法适用羁押措施或取保候审时的一种变通处理方式。正因如此，对于此一强制措施的操作难免落入误用甚至滥用的窠臼。出于某些特殊需要，个别地区存在利用监视居住变相羁押的处理模式。这一设问便取材于此。对于考生而言，如果不能准确把握监视居住的功能趋向，对本题的分析就很容易出现偏差。根据《刑事诉讼法》第74条的规定，本案中，看守所进行设施改造的情况并不显著地契合监视居住适用条件，其中第4项标准，即“因为案件的特殊情况或者办理案件的需要，釆取监视居住措施更为适宜的”，与本案中的实际情况联系起来也略显牵强。更何况，基于犯罪嫌疑人系下班后聚会期间发生斗殴的背景设定，指定居所的决定更是突破了法律限制。《刑事诉讼法》第75条明确设定了指定居所的备选地位，即犯罪嫌疑人无固定住处或涉嫌危害国家安全犯罪、恐怖活动犯罪，在住处执行可能有碍侦查的，经上一级公安机关批准才可适用。因此，即便刘某等3人符合监视居住条件，指定居所也是毫无道理的。对于考生而言，本题既要抓住监视居住的错误适用，又不能忽视指定居所的违法性，二者缺一不可。 2.委托辩护与法律援助辩护的关系。对于此问，考生即便不查阅法条，也应当明确前者优于后者的基本认知。这是基于法理辨析的必然结论。《法律援助法》第27条亦肯定了上述次序。但是，仅仅知晓上述原则还不足以完成本题的作答。考生需要了解这种先后次序在实践中是如何操作的。具体来说，当犯罪嫌疑人近亲属实施了代为委托的行为，且同时已经先期存在法律援助的指定辩护时，办案机关的正确处置方式应当是交由被追诉人自己作出选择。这种选择应当是不受干预的自由意志过程。结合本案，检察机关直接回绝委托辩护的做法显然不妥，告知宋某并由其自主作决定才是正确选项。对此，《刑诉解释》第51条具有借鉴意义，即“对法律援助机构指派律师为被告人提供辩护，被告人的监护人、近亲属又代为委托辩护人的，应当听取被告人的意见，由其确定辩护人人选”。 3.被害人的法定代理人、近亲属权利。这一设问具有很强的迷惑性。如果考生对知识点的把握并不精准，很容易作出错误判断。《刑事诉讼法》对于附带民事诉讼及自诉的起诉主体设定，均提及被害人死亡或丧失行为能力期间，其法定代理人或近亲属有替代权利。但是，本案情境并不涉及被害人死亡或丧失行为能力的状况，柳某的近亲属不可能以任何自然身份参与诉讼。因而，孙某参与庭审活动只能基于诉讼代理人的身份。结合《刑事诉讼法》第33条、第47条的规定，近亲属担任诉讼代理人并代其从事庭审活动是被允许的。这是一种委托代理关系。如果考生不能在法律条款之间形成联系，便很难自行补全题干中未曾交代的上述授权过程。 4.证人作证的权利保障。这一设问看似简单，却需要考生具备对相关条款的归纳、整合能力。对于证人的权利保障，本能反应会指向身份保密、人身保护等内容。譬如，《刑诉解释》第256条、第257条，均要求对证人在特定情形下的具体保护措施。但是，很容易就忽视了其他方面的权利保障，比如交通、住宿及就餐等费用的支持，再如法庭发问涉及威胁、诱导行为的及时制止等。这些都需要考生予以关注，并在内容整理之后分条加以阐明。 5.诉审同一原则的适用。此一设问的背景完全符合《刑诉解释》第289条的规定，即“公诉人当庭发表与起诉书不同的意见，属于变更、追加、补充或者撤回起诉的，人民法院应当要求人民检察院在指定时间内以书面方式提出；必要时，可以宣布休庭。人民检察院在指定时间内未提出的，人民法院应当根据法庭审理情况，就起诉书指控的犯罪事实依法作出判决、裁定。人民检察院变更、追加、补充起诉的，人民法院应当给予被告人及其辩护人必要的准备时间”。本案中公诉人的行为系补充犯罪事实，应当书面提出。这便是法院休庭后实施诉讼行为的核心。但是对于考生而言，不仅要知其然，更要知其所以然。本质上，公诉人的行为触及了诉审同一原则。该原则是控审分离原理的基本内容和要求，其基本含义指审判的对象和范围必须与起诉的对象和范围保持同一。公诉人的法庭辩论超出了起诉书所申明的犯罪事实，即违背了诉审同一的要求，其危险后果则在于：(1)法庭未就此事实展开必要且充分的调査核实；(2)被告方将面临突袭裁判的不利处境。 6.二审程序的全面审查原则。当考生面临此一设问时，或许会考量认罪认罚的反悔问题，进而推导检察机关抗诉与否的论断。其实，这是一种极具误导性的提问方式，很容易令考生陷入错误的答题方向。如果考生能够当机立断地得出被告人享有充分上诉权的结论，就不会纠结于认罪认罚的反悔权争议。同时，本道题目的落脚点便自然而然立足于二审程序的全面审查原则。基于此，《刑诉解释》第389条才是本设问的答案来源，即部分被告人上诉后全案进入二审程序。
【答题要点】
1.不妥当。根据《刑事诉讼法》第74条规定，本案的情形根本不符合适用监视居住的具体条件。同时，根据《刑事诉讼法》第75条规定，对刘某等适用指定居所监视居住无任何法律根据，疫情防控的隔离要求并不构成适用指定居所监视居住的前提。 2.不合适。根据《法律援助法》第27条规定，检察机关不应剥夺犯罪嫌疑人委托辩护律师的权利。宋某近亲属代为聘请律师后，检察机关应当及时告知宋某，并由其自行作出选择委托辩护还是接受法律援助辩护的决定。 3.孙某只能以诉讼代理人的身份参与法庭审理活动。由于本案中被害人柳某并未死亡或丧失诉讼行为能力，只是因为惧怕被告人而不敢参与庭审活动，故孙某不具备承担被害人身份或作为法定代理人出庭的资质。基于《刑事诉讼法》第33条、第47条的规定，孙某可接受柳某委托成为其诉讼代理人，进而获得参与诉讼的相关权利。 4.法院应当在以下几个方面保障赵某的证人权利：（1）出庭作证支出的交通、就餐等费用予以补助。（2）如柳某或其近亲属人身面临危险，采取不公开其真实姓名、住址和工作单位等个人信息，或者不暴露其外貌、真实声音等保护措施。（3）如柳某提出保护请求，应立即审査；认为确有保护必要的，应当及时决定采取相应保护措施。必要时，可以商请公安机关协助。（4）对于发问方式不当或内容与本案无关的，应及时制止。 5.法院应当要求检察院在指定时间内以书面方式提出相关的补充起诉，如检察院在指定时间内未提出，法院应当根据法庭审理情况，就起诉书指控的犯罪事实依法作出判决、裁定。这体现了诉审同一原则的要求。 6.根据《刑诉解释》第389条的规定，刘某的上诉将使全案进入二审程序，其他被告人也要一并接受二审法院的全面审査及处理。如检察机关未提起抗诉，本案还需严格适用上诉不加刑原则。
【扩展分析】
认罪认罚从宽案件的上诉权
被告人曾在审查起诉阶段接受检察机关量刑建议、签署认罪认罚具结书，不能由此否定其在审判阶段对于量刑建议可能有新的认识以及有量刑辩护的权利。被告人对量刑建议提出异议的行为不宜简单定性为“反悔”，而行使上诉权则表明被告人对一审判决不服，是对量刑建议提出异议的延续。不应将“发自内心地尊重司法机关的裁决”“真诚地悔罪悔过”等同于被告人不提出异议和不上诉，也不应把被告人不上诉视为立法的预期。被告人获得公正的审判，才是刑事诉讼的终极价值。对司法机关而言，不能把接受和服从量刑建议理解成“从宽”的唯一前提，在被告人认罪愿意接受处罚的情况下，检察机关具有“从宽”的量刑建议权，被告人仍有权进行量刑辩护并享有上诉权；即便一审法院作出比量刑建议更轻的判决，被告人也仍然享有上诉权。《刑事诉讼法》规定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愿意接受处罚”，并不意味着认罪认罚具结书具备裁判的效力，因为只有法院才有最终决定如何从宽、如何处罚的裁判权。上诉权是被告人的基本诉讼权利，司法机关应予尊重和保障，不能将量刑建议的效力绝对化。被告人上诉的，检察机关如认为釆纳量刑建议的一审判决正确，在二审中发表意见即可。相较而言，认罪认罚案件上诉率很低，节约司法资源的制度预设已经实现，切不可追求一审终审而形成上诉消失的局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