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1：
1.经典话剧《雷雨》在北京人艺进行新一轮演出时，一场低票价、针对大中学生的公益场遭遇“意外”，学生们的“哄堂大笑贯穿全剧”，出演周朴园一角的著名演员杨立新对此发出感慨，“文学上的精致，人物关系的复杂，台上所有年轻人全部死亡的悲剧结尾，使得《雷雨》毋庸置疑的成为了中国戏剧经典的开山之作。曹禺先生故去多年，《雷雨》仍然在中国的戏剧舞台上多有演出。但像这样的哄堂大笑贯穿全剧实是少见……”他最后甚至表示，“《雷雨》的‘公益场’真令人失望，这样的‘公益场’不演也罢!”
此事件一出，迅速在网上引起了激烈的讨论。其中关于青少年传统文化的缺失显得尤为“抢眼”。尽管文化经典早笑场，原因必定是多方面的，而且有些专家剖析出的“文化语境失衡”，“60年不变，表演僵化”，“文化审美的扭曲”等原因确实存在，但是我们不得不承认，年轻观众文化素养的失落和对尊重经典的缺乏已成不争的事实，更是亟待解决的问题。
如今，“娱乐至上”甚至“娱乐至死”已成为了年轻人的信条，对传统文化缺乏敬畏，甚至拿传统文化里的一些元素进行嘲讽，成为一些年轻人彰显“个性”的做法，但娱乐应有边界，面对传统文化要懂得敬畏和传承。某知名学者直言，这是一个娱乐至死的年代，娱乐扭曲了意义。
中国国家话剧院导演田沁鑫曾说：“不是因为有了莎士比亚才有了现在的文学英国，而是因为它本身就是一个注重文学的国家，所以才有了莎士比亚”。青少年传统文化的缺失直接说明了文化氛围的“稀薄”。北京人艺演出的《雷雨》，无论是对原剧本的挖掘还是人物表演上，并无失当之处，不断地哄笑体现出了年轻观众的艺术修养的缺乏。在一些高雅演出中，即使你不一定非常认可演员的演出，但一定的艺术礼节必不可少，例如古典音乐会中，什么时候该鼓掌，什么时候该起立，包括穿着、表情等，都有一些约定俗成的“仪式”，甚至于显得“刻板”，但就是在这样的仪式中，艺术才能够得到最好的尊重与诠释。显然在年轻观众中这方面的知识是缺乏的，在加强传统文化教育的同时，提升青少年的艺术品位和艺术修养也是需要学校和政府努力的方向。
材料2：
1.“中国人，便后请冲水”，“请安静”，“请不要随地吐痰”……这种仅以简体中文标出的警示牌，正在中国人出境游的主要目的地国——法国、德国、日本、泰国、新加坡等地频现。当大批游客成为中国的最新出口品时，“中国人”却成了不文明、粗鲁的代名词。
乱丢垃圾、坐公交车抢座，排队加塞，大庭观众脱鞋脱袜、赤膊坦胸，吃自助餐多拿多占，遇有纠纷恶语相向……近日，中央文明办和国家旅游局公布了从网上征集的10类“中国公民出国(境)旅游常见不文明行为”，以上行为全部榜上有名。
对于中国人在境外旅游中的不文明行为，国家知识产权局公务员张利深有体会。除了加塞、随地吐痰等常见“症状”，张利印象尤为深刻的是国人的“扎堆”和“大嗓门”。
“中国人出去喜欢集体行动。几十个人浩浩荡荡地走在一起，有说有笑，休息的时候连躺带卧，占一溜长椅。”
“一般的国外餐馆，即使宾客满座也非常安静。人们交谈的音量控制在对方可以听见的范围内。再看国内，很高档、门外停了很多车的饭店里，里面也吵得不得了。”
对中国人的大嗓门，台湾学者柏杨在《丑陋的中国人》一书中讲过一件事：两个广东人在美国街边说话，美国人认为他们就要打架，急拨电话报警。警察来了，问两人在干什么，他们说：“我们正在耳语。”
上海学者朱大可认为，中国人缺乏公共空间的基本礼貌，肆无忌惮的大声喧哗是其中一种表现。
“近几年来”一些中国公民的旅游陋习，严重损害了中国“礼仪之邦”的形象，引起海内外舆论的广泛关注和批评，人民群众反应强烈。”中央文明办相关人士表示，将用三年左右时间，实施“提升中国公民旅游文明素质行动计划”，维护国家的荣誉和尊严，增强国家的“软实力”。
评论人士指出，“中国公民文明素质不高并不是作为一名游客的时候才表现出来，要提高的不是游客素质，而是全体国民的素质”。
材料3：
3.泱泱礼仪之邦，何以在最基础的礼仪方面出现问题?
国际关系学院文化与传播系教授郭小聪认为，历史的拐点出现在明中叶以后。
唐宋以前，中华文化是优雅的代名词，中国是礼仪输出国。史载中国商人到东南亚去，被看作来自礼仪之邦的人上人，甚至免费食宿。日本和朝鲜对中华文化的模仿亦步亦趋。
明中叶以后，随着人口增多，游民越来越多，社会问题无法在家庭内部解决，游民们组成秘密教门、会堂、行帮、商帮等“江湖组织”，社会生活日益粗俗化、江湖化。
“这种东西一直影响到今天—称兄道弟，哥们姐们们.......这是生存逼的，我们人人觉得这种生活方式很累，但没有办法。人需要超脱和孤独，但是这种文化不让你孤独。”
“不认原则，认人情，必然就有亲有疏，造成不公正和紧张。面对生存竞争的时候，你不知道别人有什么‘关系’。”郭晓聪分析，今天中国人显得“无礼”的另一个原因，是传统生活方式与现代社会的冲突。就如农村人不适应城市交通规则、随地吐痰、大声说话、赤膊一样。在田野上长大的人如同自然之子，自由自在，与物相融。但在城市，高度集中的陌生人群就不得不被各种复杂的规则所限制。
与“人口过剩导致社会粗俗化”有连带关系的另一个观点认为，不文明行为是由资源匮乏导致的恐慌造成的。
但台湾女孩丁玥不赞成这种观点，“要讲资源匮乏，整个亚洲都资源匮乏。”日本“新干线”的拥挤程度不比背景的地铁逊色。每个车站都有一些戴白色手套IDE人专门负责把乘客往车厢里推。一边推一边鞠躬，毕恭毕敬地说“对不起”。乘客知道空间有限，都拼命收缩自己。“不像在大陆，有些人自己要挤进去，还恨不得把别人挤下来。在车厢里，胳膊和腿都伸的很开，拼命占地方。”
材料4：
两年前，一张中国游客卢浮宫前水池泡脚的照片，曾引来关于中国人文明素养的热烈讨论。耐人寻味的是，当人们发现许多金发碧眼的游客同样行事，就有声音立即“再反思”：为什么外国人可以泡，中国人泡就要背上“低素质”的污名?必须厘清的一个基本事实是，卢浮宫外的水池允许不允许洗脚?如果洗脚违规，哪怕是法国总统洗脚了，也不能佐证中国人洗脚有合理性。答案是：首先水池旁边有禁止戏水的标牌;其次从媒体后续报道可知，卢浮宫外的水池洗脚的行为是要禁止的。
“别人可以，我为什么不行?”这样的提问方式，显示了国人个体意识、权力意识的觉醒。但放在卢浮宫的语境下，却少了些说服力。一些令人反感的陋习，往往被理解成与他人无关的个人选择，甚至被视为不可侵犯的“权力”。殊不知，走入公共场合，再彪悍的个****力也有边界，“人人相善其群”，才能涵养人们的公共意识。公共意识的背后，是在现代化之路上困扰中国百余年的国民素质大考题。
“欲维新吾国，当维新吾民”，从梁启超到孙中山再到共产党，所有社会的进步力量，无不把“国民素质”作为发展的根本。正如梁启超所说，“苟有新民，何患无新制度，无新政府，无新国家”。而所谓“素质”，并不仅是会英语、会电脑的现代技能，更不会是会穿新衣、会玩乐的现代生活，而是价值尺度、思维方式、行为规则“观念现代化”。前贤早已痛心疾首于国人公共精神的缺失，遗憾的是，直到今天，我们还是为景观水池泡脚争论、为颐和园绿地上小便辩护。我们必须正视的是：怎样在享受个人自由、行驶个****利的同时，不干涉其他人作为“我”的正当权利?怎样培育起国人的基本公共意识?
材料5：
脸部涂满“鲜血”的“僵尸”突然出现在车厢内，这一幕发生在万圣节前夕的某市轨交2号线上。扮成“僵尸”的贺某，因涉嫌扰乱公共交通工具上的秩序，已被依法行政拘留。据了解，当天高峰时段，贺某“顶!”着满脸“鲜血”的“僵尸妆”出现在车厢内，部分乘客惊慌尖叫四处逃窜，引起众人恐慌，导致秩序混乱。
因为过一把万圣节的瘾，而被行政拘留，看似倒霉，实则活该。对于西方的节日，我们不能拿来主义。毕竟，中西方文化不同，在人家那里，万圣节活动是一个有着社会传统、相对 固定而且大范围存在的习俗，因此在公共场所所演“僵尸”，才不会引发恐慌。
但在中国，模仿西方的万圣节活动，毕竟是这几年才零星出现的。尽管一些人尤其是年轻人，思想很前卫，但对于大多数人来说，还没有形成习惯。一个文明有序的社会，必须有这样一个前提，那就是你的自由不能影响到别人的权益。同样是舶来品的圣诞节、情人节，喜欢的人群也大都是年轻人，但并没有引起其他年龄层的人们的反感，为什么?因为那是年轻人自己玩自己的，并没有妨碍到其他群体的正当利益。
一定到看到，个人的行为在公共场所是有边界的。而且这种边界，不会因为你所谓的个性、艺术，或者节日活动，就有所改变。遗憾的是，一些人往往僭越边界，把原本应该限定在私人领域、小范围特定领域的行为活动，放到了公共场所，影响到他人，进而违背公序良俗，甚至违法。
材料6：
你的邻居有一条狗，邻居富有，他不眼红，邻居贫穷，它不嫌弃，邻居睡觉，它趴在床前，犹如一名“警卫员”，每天都能给邻居带来欢乐和温暖。拥有这样的一条狗狗，一定让你特别的羡慕，但是如果告诉你，你的邻居们都有一条狗狗，并且一到晚上夜深人静的时候开始叫，你是不是立刻无语了?
这不，3月2日，家住F市保利小区的刘先生就向F市环保局反映，旁边的别墅区里，每户人家都养了一条到两条大型犬，一到晚上，就吵得周边居民无法安睡。
据了解《F市城区限制养犬管理办法》规定，F市的城区为限制养犬区域，在限养区内养狗的单位和个人，都必须经过当地公安部门的审批。但保利小区辖区派出所负责人罗所长表示，现在市区内居民养狗越来越多，流动性也很大，但几乎没有狗主人来登记过。
在任何时候，自由都不是为所欲为，自由从一开始就意味着对自身行为的拘束、对他****益的尊重以及对公共利益的妥协，这是公共意识和规划意识的基础。当地警方表示，养狗若是扰民，建议业主到就近派出所报警，公安局先受理，联合环保部门做噪声鉴定，如果事件成立，再依法对养犬人进行劝诫、警告和处罚。那么，当地公安局和环保局为什么就没有提早“听见”狗狗深夜“大合唱”?打盹的监管机制，显然也应该反思。
狗狗深夜“大合唱”像一个精神标本，折射出一些人公共意识缺乏。“破山中贼易，除心中贼难”，杜绝权力的滥用，涵养公共的文明，让狗狗们的“大合唱”谢幕很容易，难的是涵养人们的公共意识和规则意识。
材料7：
跳广场舞竟然跳进了警局，两年前，中国大妈在纽约跳广场舞被抓的消息，让国人倍觉意外。不过，记者在近日走访中发现，对于在公园跳舞，F市市民也是颇有意见，认为跳舞时音乐声过大、时间过长，他们的休息受到了干扰。对此，公园管理处称，协调矛盾需要双方互相体谅和包容。
公园内的广场舞噪音扰民，原因不外乎两个：其一，公园的规划设计先天不足，未能形成良好的隔音效果;其二，公园管理不到位，致使公园广场舞变成了噪音扰民。不管是出于何种原因，公园管理方和逛公园的市民都应该恪守职责边界，规避噪音扰民。
以南湖公园为例，虽然有十来个跳舞的群体，而且音量一直以来都较大，但附近居民并不觉得困扰。为何?因为该公园做了合理规划，在前期设计时，就将公园与马路隔开，避免了广场舞带来噪音。
当然，F市大多数公园年代久远，设计之初并未流行大规模的广场舞，时至今日广场舞流行，公园的规划也无法重新来过。如何对这些公园的功能区域重新划分，在满足一些市民跳广场舞健身的需求的同时，避免噪音扰民，成为困扰F市环保部门和公园管理处工作人员的难题。
材料8：
2014年，两则与考生有关、与高考“无关”的新闻，激起人们心底的波澜：
一则是高考前20分钟，在四川宜宾一中考点，一女生因痛经在考场内昏迷，同一考场的黄子恒发现后，立即抱起这名同学往校外跑，找到警察将女生送医。
一则是江苏宿迁高三女孩陈瑾，在目睹妈妈闯红灯并对交警出言过激后，给交警写了一封致歉信。高考结束后，当地交警特意登门看望了这位女孩。
“中国好考生”、“提前的满分作文”、“向致歉女孩致敬”……在今天，这样的故事之所以感人，不仅因为它隐含着“小孩可以成为大人老师”的逻辑，还在于新闻的主角是争分夺秒、心无旁骛的高考生。
在人的一生中，改变命运的高考也许只有一次。倘若沿着“有用没用”的功利思路，秉持“成大事者不拘小节”的成功哲学，两位考生的选择，也许显得“涉世未深”。但恰恰是关键时刻的这些举动，带给人们意料之外的感动，同时告诉我们，成才之外，还有成人：成功之外，还有教养。
几年前，一位市长在大学演讲中曾说：“不少中国人受到过教育，但没有教养......有教养比拿到文凭更重要”。话虽刺耳，却非无中生有：我们有多少人，一定要有人干涉才会自觉排队;有多少人，在公交地铁上撞了别人连句“对不起”都不会说;有多少人，闯了红灯还振振有词“要你管我”……更重要的是，有多少人意识到了隐含在这些“小事”中的深层次意义?
材料9：
1872年美国传教士亚瑟.史密斯来到中国，他接触了上到庙堂、下到江湖的中国社会各阶层人士，然后得出了一个结论：中国人不懂得什么叫“公共”。所以，在中国人的意识中，没有“公共意识”一说。为了证明自己的这个观点，亚瑟.史密斯就讲了两个例子。
第一个例子。亚瑟.史密斯说，在中国本来有非常多的官道，这些官道作为重要的交通，联系着中国的很多城市和乡村，但是亚瑟.史密斯看到中国的这些官道全都是破烂不安，官道不仅仅没有成为交通便利的工具，反而阻碍了交通，因为官道确实非常破烂。亚瑟.史密斯不解地说，假如从明朝末年到清朝初年，由于战争的原因，官道被破坏，还可以理解的话，那么清朝建国之后一直到1872年，已经有了很长时间的历史，这些官道也并没有被修复，这就只能说明，中国人确实缺少公共意识。
不要说道路没有人管，连城墙也没有人管，很多中国人甚至把城墙的墙砖抠下来拿回家，或者是盖自己的房子，或者是垒猪圈。他甚至举了一个更加令人觉得不可思议的事情，在某港口有一个外国人的墓地，因为没有人看管，结果墓地的砖同样被中国人一块一块搬回了家。所以，他说中国人根本不知道“公共”二字为何物。
不仅举出了这种日常生活中的例子，他还讲了另外一个政治故事。亚瑟-史密斯在中国的时候，正好清朝的道光皇帝驾崩，这帮外国人就特别想知道，道光皇帝驾崩之后谁来接他的位子。当时道光皇帝有三个儿子，到底是大儿子接呢，还是其他的两个儿子接，他们非常想知道中国人的看法。于是，亚瑟-史密斯和他的几个外国朋友，就到了中国的茶馆里，试图和中国人聊一聊皇位继承的事。
结果，无论他们用什么样的方法，中国人压根儿就不理这一茬，直到最后，一个年长的中国人走到他们面前，拍着亚瑟-史密斯的肩膀说，哎呦老外啊，你们还真是无聊，讨论什么皇帝继承的事情!那是大臣们管的，我们根本管不着，我们就管我们的事。你看，你们总在那儿聊皇帝继位的事情，茶也凉了嘛，饼也没得吃了吧，所以呀，该干嘛干嘛去，别管这些闲事。
亚瑟-史密斯通过讲这类故事，来说明中国人缺乏公共意识。时代发展到了今天，我们看中国人是不是真的缺乏公共意识呢?恐怕还真是像亚瑟-史密斯所说的那样。
第一题、根据背景材料2—6，概括造成当前我国公共意识缺失的主要原因。(0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