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关于B公司与A公司作为本案的诉讼主体是否适格，应当适用《民事诉讼法》第51条的规定：“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可以作为民事诉讼的当事人。法人由其法定代表人进行诉讼。其他组织由其主要负责人进行诉讼。”通常情况下，对于民事诉讼的原告一方或者被告一方存在两人以上的诉讼称为共同诉讼。根据诉讼标的的不同可以将共同诉讼分为必要的共同诉讼与普通的共同诉讼。诉讼标的是同一的为必要共同诉讼，而诉讼标的是同一种类的则为普通共同诉讼。
 2.关于本案应否适用《消费者权益保护法》，应当依据《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第2条的前半句规定，“消费者为生活消费需要购买、使用商品或者接受服务，其权益受本法保护”。对于杨某购买车辆是否属于为了生活消费需要，应从以下方面判定。首先，不同消费者在收入、消费习惯、消费偏好上存在一定差异，“生活消费需要”之标准亦存在不同。随着经济社会的不断发展，“生活消费需要”的范围相应亦呈扩展和变化之势。在本案中，如果仅以车辆售价的高低作为“生活消费需要”的判断标准，在现实中具有不确定性。其次，杨某将案涉车辆主要用于商务接待并不影响“生活消费需要”的认定。消费者将个人所购车辆用于生活所需且不排除用于与工作有关的用途，乃个人消费者日常用车的常见情形，将为“生活消费需要”而购车解释为所购车辆不能同时用于与工作有关的用途，与社会大众使用车辆的现实不符，且必然导致大量购买车辆的消费者被排除在《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的保障范围之外，不利于消费者权益的保护。
关于将案涉车辆主要用于商务接待是否影响消费者资格的认定，应当适用《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第2条的规定。消费者的认定应当具备两个条件：一是出于为生活消费需要的动机或目的；二是购买、使用商品或者接受服务的行为。从此前分析可知，案涉车辆主要用于商务接待并不会影响对“生活消费需要”的认定，同时其亦未影响购买行为的认定。由于对消费者资格认定的两个要件均无影响，因此案涉车辆主要用于商务接待并不会影响消费者资格的认定。
 3.关于庭审中杨某未举证证明其所述事实，且B公司和A公司也未予反驳的情形下，法院能否认定该事实，应当适用《民诉解释》第92条第1款的规定，“一方当事人在法庭审理中，或者在起诉状、答辩状、代理词等书面材料中，对于己不利的事实明确表示承认的，另一方当事人无需举证证明”，还应当适用《证据若干规定》第3条第1款的规定，“在诉讼过程中，一方当事人陈述的于己不利的事实，或者对于己不利的事实明确表示承认的，另一方当事人无需举证证明”，以及第4条的规定，“一方当事人对于另一方当事人主张的于己不利的事实既不承认也不否认，经审判人员说明并询问后，其仍然不明确表示肯定或者否定的，视为对该事实的承认”。一方当事人对对方当事人主张的事实予以承认后，将免去主张该事实的当事人对此的证明，亦免除了法院对该事实的调査、审核，法院可以将该事实作为裁判依据。
 4.释明权，是指法院有权就案件法律上和事实上的问题发问，让当事人作出适当、明确的陈述，促使当事人提出证据。法院的释明内容具体包括：（1）使不明确的事项加以明确；（2）当事人的声明和陈述不充分时，使当事人的声明和陈述变得充分；（3）当事人的声明和陈述不适当时，法院促使当事人作适当的声明和陈述；（4）促使当事人提出证据。释明权系大陆法系中当事人主义诉讼模式下法官职权不断扩张的结果，属于在当事人主义诉讼模式下对辩论主义原则的“补正”。释明权制度的存在有利于促进诉讼效率的提高，维护当事人的合法权益，以及实现程序公正与实体公正的双重目标。我国在《证据若干规定》中对释明权的内容作出了较为明确的规范，具体包括关于当事人举证的释明以及关于诉讼请求变更的释明。本案中一审法院就案涉车辆估价的证据意义向杨某作出释明的行为属于关于当事人举证的释明，应适用《证据若干规定》第2条第1款的规定，“人民法院应当向当事人说明举证的要求及法律后果，促使当事人在合理期限内积极、全面、正确、诚实地完成举证”。
 5.合同关系具有相对性，债权人只能向债务人请求给付，无权向一般不特定人请求给付。合同只对合同当事人产生法律上的拘束，而不能约束合同外的第三人。本案中《销售合同》的双方当事人为杨某与B公司，A公司并非合同当事人，因此不能要求其承担连带责任。
 6.对于B公司对杨某是否违反告知义务的认定，应适用《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第8条的规定：“消费者享有知悉其购买、使用的商品或者接受的服务的真实情况的权利。消费者有权根据商品或者服务的不同情况，要求经营者提供商品的价格、产地、生产者、用途、性能、规格、等级、主要成份、生产日期、有效期限、检验合格证明、使用方法说明书、售后服务，或者服务的内容、规格、费用等有关情况。”还应适用第20条第1款的规定：“经营者向消费者提供有关商品或者服务的质量、性能、用途、有效期限等信息，应当真实、全面，不得作虚假或者引人误解的宣传。”
本案中，B公司作为经营者负有主动向消费者提供商品真实、全面信息的义务，杨某作为消费者享有知悉商品相关信息的权利。对于本案中案涉车辆的漆面瑕疵和窗帘总成问题及相应处理措施，应作如下分析：首先，关于车辆漆面瑕疵及其处理，案涉车辆仅左前门下有一处漆面损伤，通过抛光打蜡即可清除漆面损伤。该类问题及相应的整理行为显著轻微，不涉及消费者人身健康和安全，几乎不涉及其实质性财产利益。经营者如未将这类信息告知消费者，不应当构成对法定告知义务的违反，亦不构成对消费者知情权的侵犯。其次，关于窗帘总成问题及其处理，对于新车到店后经营者经检查发现的此类轻微问题，如果一律退货运回生产厂家处理，或者由生产厂家、经营者投入更多成本以进一步降低轻微问题出现的概率，必将导致经营成本的增加，进而导致消费者交易成本的增加。对消费者而言，以合理价格购买到从出厂、运输、存放直至交付所有环节均完美无缺的车辆，固然可以最大限度地满足其消费体验，但权衡行业现实、相关操作的经济合理性，对新车的此类轻微问题，由获授权的经营者以符合行业操作规范标准的措施进行修复，在轻微问题可以得到消除的前提下，一名理性的消费者应将经营者对新车的修复行为视为生产厂家的修复行为。B公司对窗帘总成所采取的行为并非对新车瑕疵的整理措施，而是对新车局部轻微问题的修复措施。该类信息对消费者的消费心理和财产利益具有一定的影响，经营者应向消费者如实告知，B公司未予告知的行为违反了《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第8条第1款和第20条第1款的规定，侵犯了消费者的知情权，违反了告知义务。
 7.关于B公司对杨某是否实施了欺诈行为的认定应适用《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第55条的规定：“经营者提供商品或者服务有欺诈行为的，应当按照消费者的要求增加赔偿其受到的损失，增加赔偿的金额为消费者购买商品的价款或者接受服务的费用的三倍；增加赔偿的金额不足五百元的，为五百元。法律另有规定的，依照其规定。经营者明知商品或者服务存在缺陷，仍然向消费者提供，造成消费者或者其他受害人死亡或者健康严重损害的，受害人有权要求经营者依照本法第四十九条、第五十一条等法律规定赔偿损失，并有权要求所受损失二倍以下的惩罚性赔偿。”
本案中关于B公司对案涉车辆的漆面瑕疵和窗帘总成问题及相应处理措施未告知杨某的行为是否构成上述法律规定的欺诈行为，从第6问分析可知，B公司漆面瑕疵的问题及处理未告知杨某，并未违反法定告知义务，因此也就不能认定为欺诈。而对于窗帘总成问题及处理未告知的行为，B公司违反了法定告知义务，但对该行为是否构成欺诈行为应当主要从两个方面加以考虑。一方面是该行为是否影响消费者缔约的根本目的。首先，从B公司与杨某签订的《销售合同》来看，合同并未对与窗帘相关的问题或者类似的问题进行约定。因此，与窗帘相关的问题或类似的问题并不构成杨某缔约的根本目的。其次，有关窗帘问题并不危及案涉车辆的安全性能、主要功能和基本用途。相应修复措施轻微，花费时间较短，与此相关的信息并不属于影响杨某缔约根本目的的重要信息。最后，该行为未涉及杨某的人身健康和安全，亦未给其造成较大的不利影响。另一方面是该行为是否存在隐瞒相关信息的主观故意。首先，在案涉车辆交付杨某之前，B公司将问题及处理措施均如实进行了记录，并即时上传至消费者可通过一定途径公开査询的网络。信息的录入和上传系经营者自行主动完成，相关信息已在一定程度上进行了披露，因而可认定经营者并无刻意隐瞒相关信息的意图。其次，B公司与杨某缔约时并不知悉前述问题的存在，因此，在本次销售过程中B公司并无隐瞒相关问题及处理记录的主观故意。
 8.B公司未将案涉车辆存在的问题及维修记录告知杨某的行为，不属于影响杨某缔约根本目的的重要信息，B公司亦不存在隐瞒相关信息的主观故意；并且上述行为不属于明显超出一般消费者心理所能承受范围之特殊事件，案涉纠纷的标的物亦不涉及食品和药品。因此，B公司未告知的行为不构成《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第55条的欺诈行为，亦不得适用第55条的惩罚性赔偿规定。
 9.对于一审法院认定事实清楚但适用法律错误的情形能否发回重审，应适用《民事诉讼法》第177条的规定：“第二审人民法院对上诉案件，经过审理，按照下列情形，分别处理：（一）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的，以判决、裁定方式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决、裁定；（二）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错误或者适用法律错误的，以判决、裁定方式依法改判、撤销或者变更；（三）原判决认定基本事实不清的，裁定撤销原判决，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或者查清事实后改判；（四）原判决遗漏当事人或者违法缺席判决等严重违反法定程序的，裁定撤销原判决，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原审人民法院对发回重审的案件作出判决后，当事人提起上诉的，第二审人民法院不得再次发回重审。”
依据《民事诉讼法》及《民诉解释》的规定，发回重审的情形有以下五类：（1）原判决认定基本事实不清的（《民事诉讼法》第177条）；（2）原判决遗漏当事人或者违法缺席判决等严重违反法定程序的（《民事诉讼法》第177条）；（3）对当事人在第一审程序中已经提出的诉讼请求，原审人民法院未作审理、判决的，第二审人民法院可以根据当事人自愿的原则进行调解；调解不成的，发回重审（《民诉解释》第324条）；（4）必须参加诉讼的当事人或者有独立请求权的第三人，在第一审程序中未参加诉讼，第二审人民法院可以根据当事人自愿的原则予以调解；调解不成的，发回重审（《民诉解释》第325条）；（5）一审判决不准离婚的案件，上诉后，第二审人民法院认为应当判决离婚的，可以根据当事人自愿的原则，与子女抚养、财产问题一并调解；调解不成的，发回重审（《民诉解释》第327条第1款）。发回重审制度的设立在于给在一审程序中权益受损的当事人提供上诉审程序所不能提供或者不宜提供的救济，有利于保护当事人的审级利益及辩论权目的的实现。
 10.人脸识别，指通过对人脸信息的自动化处理，实现验证个人身份、辨识特定自然人或者预测分析个人特征等目的的一项生物识别技术。而人脸信息即属于受法律保护的个人信息的一种，根据相关司法解释的规定，信息处理者处理人脸信息有下列情形之一的，人民法院应当认定属于侵害自然人人格权益的行为。第一，在宾馆、商场、银行、车站、机场、体育场馆、娱乐场所等经营场所、公共场所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规定使用人脸识别技术进行人脸验证、辨识或者分析。例如，某房地产销售中心私自安装“远距离、无感式”人脸识别设备，未经同意擅自采集消费者人脸信息，分析消费者的性别、年龄、心情等，进而釆取不同的营销策略。第二，未公开处理人脸信息的规则或者未明示处理的目的、方式、范围。例如，商家在收集人脸信息时拒绝公开其处理人脸信息的相关规则。第三，基于个人同意处理人脸信息的，未征得自然人或者其监护人的单独同意，或者未按照法律、行政法规的规定征得自然人或者其监护人的书面同意。例如，某APP将人脸识别与读取照片权限进行捆绑，要求用户统一同意。第四，违反信息处理者明示或者双方约定的处理人脸信息的目的、方式、范围等。例如，某商场将擅自收集到的消费者的人脸信息进行分析，通过其到店次数将消费者标注为熟客、会员等，以釆取不同的经营策略。第五，未采取应有的技术措施或者其他必要措施确保其收集、存储的人脸信息安全，致使人脸信息泄露、篡改、丢失。例如，某酒店因釆取的技术措施存在安全漏洞导致2000万条消费者的入住信息泄露。第六，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规定或者双方的约定，向他人提供人脸信息。例如，某商家在社交平台和网站上公开兜售人脸信息。第七，违背公序良俗处理人脸信息。例如，某不法分子利用AI换脸技术制作明星的不雅视频恶意损毁他人名誉。第八，违反合法、正当、必要原则处理人脸信息的其他情形。
当事人之间的法律关系如图4-2所示：

【答题要点】
 1.适格。依据《民事诉讼法》第51条的规定，法人可以作为民事诉讼当事人。B公司与A公司属于法人，能够作为诉讼主体。
 2.本案应当适用《消费者权益保护法》。主要有以下原因：（1）《消费者权益保护法》适用于消费者为生活消费需要购买、使用商品或者接受服务的情形；（2）杨某在购买案涉车辆后尽管将其主要用于商务接待，但用于与工作有关的用途乃个人消费者日常用车的常见情形，因而仍然属于“为生活消费需要购买”，属于《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的适用范围。
不影响消费者资格的认定。原因为以下两点：（1）消费者的认定应当具备两个要件。一是为了生活消费需要的目的，二是有购买、使用商品或者接受服务的行为。（2）本案中杨某将案涉车辆主要用于商务接待不影响其“生活消费需要”目的的认定，同时其亦存在购买行为，因此不影响其消费者资格的认定。
 3.能认定该事实。因为对于一方当事人陈述的事实，另一方当事人既未表示承认也未否认的，经审判人员充分说明并询问后，仍不明确表示肯定或否定的，视为对该项事实的承认。一方当事人在法庭审理中对于其不利的事实表示承认的，另一方当事人无须举证证明，法院可以直接认定。
 4.符合。因为法院有权在当事人举证的事项上进行释明，使不明确的事项加以明确，促使当事人提出证据。
 5.正确。因为合同关系具有相对性，A公司并非合同的当事人，不受B公司与杨某之间签订的《销售合同》约束，杨某无权要求A公司承担责任。
 6.B公司对案涉车辆的漆面瑕疵问题及处理未违反告知义务，但对窗帘总成问题及处理违反了告知义务。原因为以下两点：（1）漆面瑕疵问题及其处理行为显著轻微，不涉及消费者人身健康及安全，亦几乎不涉及消费者实质性财产利益，经营者未告知的行为不应当构成对法定告知义务的违反；（2）窗帘总成问题及处理行为属于对新车局部轻微问题的修复措施而非简单的新车瑕疵整理行为，对消费者的消费心理及财产利益会产生一定的影响，经营者有如实告知消费者的义务。
 7.不能。原因为以下两点：（1）B公司的行为尽管违反了一定的告知义务，但该行为并未影响杨某缔约的根本目的，双方签订的《销售合同》中对类似问题未进行约定，存在的问题亦未影响案涉车辆的主要性能及基本用途，更未对杨某的人身及财产安全造成不利影响；（2）B公司未告知的行为不存在隐瞒相关信息的主观故意。一是B公司在与杨某签订销售合同时并不知晓问题就已存在；二是在案涉车辆交付杨某之前，B公司已经将相关记录上传至网络，消费者可以通过一定途径查询，经营者并无隐瞒的意图。
 8.不正确。因为B公司的行为不构成《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第55条规定的欺诈行为，不得适用其3倍惩罚性赔偿规定。
 9.不能。因为依据《民事诉讼法》第177条的规定，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但适用法律错误的，不属于法定的发回重审的情形，而应当依法改判、撤销或者变更。
 10.不成立。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使用人脸识别技术处理个人信息相关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4条规定，“有下列情形之一，信息处理者以已征得自然人或者其监护人同意为由抗辩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一）信息处理者要求自然人同意处理其人脸信息才提供产品或者服务的，但是处理人脸信息属于提供产品或者服务所必需的除外；（二）信息处理者以与其他授权捆绑等方式要求自然人同意处理其人脸信息的；（三）强迫或者变相强迫自然人同意处理其人脸信息的其他情形”。材料中，APP注册流程虽设置了“同意”和“不同意”选项，但该APP仅提供人脸识别的注册方式，且工作人员要求杨某必须先下载该APP才能进入订约流程，属于“信息处理者要求自然人同意处理其人脸信息才提供产品或者服务的”情形，故B公司的抗辩不成立。
【扩展分析】
 1.消费者的认定
《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第2条规定：“消费者为生活消费需要购买、使用商品或者接受服务，其权益受本法保护；本法未作规定的，受其他有关法律、法规保护。”对于消费者，法律并未明确定义，但从我国《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第2条规定的表述来看，可以看出“消费者”应具备两个要件：一是主观要件，必须是出于为生活消费需要的动机或目的；二是客观要件，必须有购买、使用商品或者接受服务的行为。但对上述要件中“生活消费需要”的界定仍存在一定的争议，消费者概念并不明晰。
我国学界对“生活消费需要”的界定存在主观理论与客观理论两种观点。主观理论认为，只要行为人主观上的购买目的是将商品用于非经营性的目的使用，那么其就应当是《消费者权益保护法》所保护的消费者，至于最后是否用于生活所需不是法律所关心的。客观理论则认为，行为人是否具有生活消费的主观目的是通过“购买、使用商品或者接受服务”的客观行为表现出来的，只要行为人购买、使用商品或接受服务在实际上没有用作生活所需，那么无论其在购买时主观上有何种购买目的与意思，行为人就不是消费者。上述两种理论相较而言，客观理论更符合《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的立法政策及目的，应当作为一般情形下“生活消费需要”的认定标准。
 2.惩罚性赔偿的意义及适用范围
(1)惩罚性赔偿的意义。惩罚性赔偿，是指由法院判决作出的赔偿数额超过实际的损害数额的赔偿。惩罚性赔偿制度的主要目的在于惩罚恶意的行为人，补偿受害人。它具有补偿受害人遭受的损失、惩罚和遏制不法行为的多重效果。具体体现在以下两个方面：
一是补偿受害人遭受的损失。赔偿制度的本质就在于填补损害，无损害即无赔偿。传统的民法理论认为，一个人不能从损害赔偿中获得利益。对受害人的赔偿一方面不能低于其受到的损失使其救济权得不到行使，另一方面赔偿的金额不能多于其所受到的损失，受害人不能从中获利。惩罚性赔偿制度也具有补偿功能，但这里的补偿性与补偿性原则的补偿有所不同，传统的补偿性原则赔偿额往往低于实际损失，相较补偿性原则，惩罚性赔偿则能更为充分地补偿受害人的损失。惩罚性赔偿请求权的行使必须以补偿性原则为前提，在此基础上，惩罚性赔偿原则的范围可以不以实际损失为限。惩罚性赔偿是对传统民事损害补偿的修补。
二是惩罚、遏制不法行为。惩罚性赔偿与传统的补偿性赔偿相比较，惩罚性赔偿数额高于补偿性赔偿，其除了补偿受害人已受到的损害外，还强调惩罚恶劣的违法行为人，威慑社会潜在的不法行为人，以防止类似行为的再发生。惩罚与遏制不法行为是惩罚性赔偿的主要目的。
(2)惩罚性赔偿的适用范围。我国现行立法中对惩罚性赔偿作出规定的具体为《民法典》第1207条、《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第55条、《食品安全法》第148条第2款、《商标法》第63条第1款，这些规定的适用对象既有一般消费领域的，也有特殊商业领域的。此外，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旅游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15条规定旅游经营者提供服务时有欺诈行为的，可适用惩罚性赔偿。惩罚性赔偿的具体适用范围有以下几点。第一，依据《民法典》第1207条，明知产品存在缺陷，仍然生产、销售，或者没有依据前条规定釆取有效补救措施，造成他人死亡或者健康严重损害的，被侵权人可以主张相应数额的惩罚性赔偿。第二，依据《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第55条，第一种情形为经营者提供商品或服务存在欺诈行为的惩罚性赔偿；第二种情形为经营者明知商品或服务存在缺陷，仍向消费者提供，造成消费者或者其他受害人死亡或者健康严重损害的惩罚性赔偿。第三，依据《食品安全法》第148条第2款，生产不符合食品安全标准的食品或者经营明知是不符合食品安全标准的食品，消费者除要求赔偿损失外，还可以向生产者或者经营者要求支付价款10倍或者损失3倍的赔偿金；增加赔偿的金额不足1000元的，为1000元。但是，食品的标签、说明书存在不影响食品安全且不会对消费者造成误导的瑕疵的除外。第四，依据《商标法》第63条第1款，恶意侵犯商标专用权，情节严重的，权利人可以主张一定数额的1倍以上5倍以下的赔偿数额。第五，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旅游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15条第2款，旅游经营者提供服务时有欺诈行为，旅游者依据《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第55条第1款规定请求旅游经营者承担惩罚性赔偿责任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第六，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网络消费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一)》第10条，电子商务平台内的经营者销售商品或者提供服务损害消费者合法权益时，若其向消费者承诺的赔偿标准高于相关法定赔偿标准，则消费者可以主张经营者按照承诺进行惩罚性赔偿。从上述具体适用范围可以看出，我国惩罚性
赔偿规定主要适用于消费者权益保护、产品责任、食品安全、商标保护及旅游纠纷等领域。在这些领域中，如果行为人主观上存在恶意，并实施了一定的不法行为，且在达到了法定条件的情形下，受害人可以主张一定数额的惩罚性赔偿维护自己合法权益。
 3.人脸信息的性质和处理原则
人脸信息，是指使用人脸识别技术所釆集的人脸原始图像以及通过算法生成的人脸数字特征信息。关于人脸信息的性质，可以从以下三方面进行界定。第一，人脸信息属于个人信息。《民法典》第1034条第2款规定：“个人信息是以电子或者其他方式记录的能够单独或者与其他信息结合识别特定自然人的各种信息，包括自然人的姓名、出生日期、身份证件号码、生物识别信息、住址、电话号码、电子邮箱、健康信息、行踪信息等。”人脸信息符合个人信息的三个要件：具有可识别性、有一定载体、主体是自然人。因此，人脸信息是个人信息，且属于识别性最强、具有唯一性和不可更改性的个人信息。第二，人脸信息属于生物识别信息。2020年国家标准《信息安全技术个人信息安全规范＞（GB/T35273—2020）对个人生物识别信息进行了列举，主要包括个人基因、指纹、声纹、掌纹、耳廓、虹膜、面部识别特征等信息。其中，“面部识别特征”即为“人脸信息”。第三，人脸信息属于敏感个人信息。《民法典》将个人信息划分为私密信息与非私密信息，《个人信息保护法》进一步将个人信息划分为一般个人信息与敏感个人信息。根据《个人信息保护法》第28条第1款的规定，敏感个人信息是一旦泄露或者非法使用，容易导致自然人的人格尊严受到侵害或者人身、财产安全受到危害的个人信息，包括生物识别、宗教信仰、特定身份、医疗健康、金融账户、行踪轨迹等信息，以及不满14周岁未成年人的个人信息。该条明确将《民法典》第1034条中的“生物识别信息”纳入“敏感个人信息”的范畴。
随着信息技术的发展，人脸识别技术逐渐扩展至人们生活的方方面面。人脸信息作为敏感个人信息中的生物识别信息，一旦泄露将对个人的人身财产安全产生巨大危害。因此，人脸识别信息的处理要严格遵守《民法典》关于个人信息处理的一般规则，同时还应当符合《个人信息保护法》的相关规定，特别是关于敏感个人信息的专门规定。《民法典》第1035条第1款规定：“处理个人信息的，应当遵循合法、正当、必要原则，不得过度处理，并符合下列条件：（一）征得该自然人或者其监护人同意，但是法律、行政法规另有规定的除外；（二）公开处理信息的规则；（三）明示处理信息的目的、方式和范围；（四）不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规定和双方的约定。”综合而言，个人信息的处理应当遵循以下原则。第一，个人信息的处理应当遵循告知同意原则。告知同意原则指任何组织或者个人在处理个人信息时，应当对信息主体即其个人信息被处理的自然人进行告知，在取得其同意后方可从事相应的个人信息处理活动。告知同意原则包含了告知原则和同意原则，二者联系紧密，不可分割。第二，个人信息的处理应当遵循公开透明原则。公开透明原则指信息处理者在处理个人信息时应当公开处理信息，并且明确处理信息的目的、方式和范围，确保信息主体享有知情权。个人信息处理者如果不以公开、透明的方式处理个人信息，则侵害了自然人对其信息享有的知情权和决定权。第三，个人信息的处理应当遵循合法合约原则。信息处理者在征得个人同意后，并不意味其可以对个人信息进行任意处理。个人信息的处理活动必须严格按照法律规定及约定的处理目的、方式和范围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