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遗忘的二十万广东籍上海人，推动了上海崛起（最新发布）(2)

1918年9月5日，华侨、广东籍人士郭乐在上海南京路创办了中国近代最大的百货公司永安公司。为解决公司1000余名员工（主要是广东人）居住问题，郭氏集团在四川北路开始兴建永安里。永安里前后分三期建造，建筑面积约为2.1万平方米。1925年，永安里靠四川北路一侧房屋竣工，永安公司员工陆续入住。当年弄堂里进进出出的人见面打招呼都用广东话。

永安里走出了一位中国著名的舞蹈家、广东籍人士陈安莲。21世纪初，陈安莲重回她当年生活过的永安里。当时，居民们纷纷走出家，用广东话和她聊天，不知道的人，还以为这里就是广东的一个社区。

唐善祥（右）和儿子唐大维

78岁的唐善祥和儿子唐大维在上海开了家饭店。老先生的发型和穿着一丝不苟，带着几分洋气，谈吐在老上海话、广东话和英语间自由切换。点评上有网友评价：“老板是个很有派头的老先生”，“对客人特别客气”。

饭店的菜单也很有意思：既有腊味煲仔饭、西洋菜白杏陈肾排骨汤等广东菜，又有熏鱼、酱鸭、樱桃酱方等本帮菜，还有炸猪排、罗宋汤等经典海派西餐。

看上去和老上海人无异的唐善祥，祖籍广东中山（原名香山），自从祖父这一代上世纪初来上海做桐油生意，到他这一辈已经是第三代移民了。

唐家世代经商。上世纪三四十年代，父亲做进出口生意，面向东南亚。叔叔则与潮州人合伙做珠宝生意，在南京东路、虹庙附近开了一家银楼，名叫“庆福星”。

他还记得，父亲这一辈保留了不少家乡广东的习俗。“年初二叫‘开年’，老板、伙计都要到店里去，请人来舞狮，还要放炮仗。”父亲和叔叔帮衬同乡，请的雇员、伙计大都是广东人。“都是人家托过来的。”唐善祥说，“不光有中山的，旁边顺德、番禹、佛山的都有。”

因为在香港有亲戚，父亲定期能收到由香港名厨陈荣撰写的《入厨三十年》，偷师粤菜的精华。唐善祥把父亲和叔叔的厨艺传承下来，不过到了儿子唐大维这一辈，似乎要“失传”了。

和许多广东移民一样，唐家刚来上海的时候，最初在虹口落脚，住在横浜桥附近、四川北路上的福德里。1941年，唐善祥就出生在那里。

老上海的弄堂里

后来随着生意越做越大，唐家搬到了上海西区。“因为阿拉银楼开在南京路上。再加上西区当时是英租界、法租界，发展老现代化的，跟虹口有交关不一样。”唐善祥说。

唐家十六口人先在静安寺住了一阵，随后搬入大胜胡同。房屋为三层砖木结构的新式里弄，当时是法租界的高级住宅区，邻居多为买办、商人、医生、律师。

那时像唐家这样从虹口搬到租界的广东人并不在少数。随着广东人的“迁徙”，一些专门为广东人服务的食品店在西区应运而生了。

唐善祥小时候在协进小学读书。他记得每次佣人李妈接他放学，路过民生，会喊一声相熟的斩烧鸭的伙计：“阿周啊，有物事（好吃的）伐？”伙计就大方利索地斩一块叉烧送给他。

广东人为什么会来上海？

原上海社会科学院研究员宋钻友出生在上海，父亲是山东蓬莱人，母亲是浙江绍兴人。但从1993年开始，他却花了十余年时间潜心研究旅沪广东人，并出版了《广东人在上海》一书，在学术圈里有“宋广东”之称。

事实上，他与广东人的缘分自少年时期便已结下。

1957年，年少的宋钻友跟随父母搬入新昌路、凤阳路西首的祥康里。弄堂里的人来自天南地北，其中，广东人特别多，且大都有些来历。

“他们的语言、风俗和生活习惯跟江浙一带移民差异很大，这些特别吸引我。”宋钻友说。

“比如，再冷的天也有人穿厚厚的木屐。走在弄堂里，人没到，声音从老远就传过来了。”

每到一定的时候，总有小贩骑着自行车到弄堂里来，车后面驮着一个很大的木桶。他们一吆喝，就有广东人下来买。

“小时候很好奇：桶里到底装的是什么东西？也不知道他是从哪里来的。”宋钻友说，“后来才晓得，小贩知道我们弄堂里广东人多，是来卖凉粉的。”

弄堂里的广东产妇生孩子，会从虹口请一个接生婆过来。“因为广东人坚持讲广东话，假使请一个江浙的彩婆，没法沟通。”

最让人眼馋的是，在“三年自然灾害”时期，广东邻居总能收到亲戚从香港源源不断寄来的猪油、花生。“猪油装在长方形的大铁罐里，满满一大罐，够吃一个月。”宋钻友回忆说。

“每到月半的时候，邮递员骑着自行车就来了，车兜里装着邮包单。寄钱的也有，领到侨汇券，可以到侨汇商店去买东西。”

偶尔去广东邻居家串门，从墙上的挂件或者照片中，可以领略到岭南风光和海外风情。

此外，弄堂里还流传着一些广东人早年如何发家致富的“传说”。

所有这一切都让年少的宋钻友感到好奇：“为什么广东人会从那么远的地方来到上海？”

“他们讲的是‘鸟语’，在上海人不是很多，在政界也没有靠山，但为什么他们可以在商界、文化界发展？”

“我见过的广东人，几乎没有一家是没有海外关系的。可能在中国除了福建人之外，广东人的海外关系是最多的。”

“广东人和外面世界的联系从来没有断过，内心世界和我们不一样，这个非常有意思。我很想走进他们的世界。”

在宋钻友看来，广东人旅居上海，是在近代粤民大规模向外迁徙的大背景下出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