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础研究的投入比例在欧美发达国家基本在12%以上,美国目前是17%-18%,二战后美国很长一段时间将基础研究的投入比维系在30%以上。基础科学投入占比越高,对底层技术的控制就越有力度。
中国在全球价值链的参与度非常高,但是,我们在价值链的下游对原材料、关键技术、关键零部件的依赖度非常高。为了实现更安全、更稳健、更自主可控的产业链供应链,增加基础科学研究的投入非常重要。

06金融业增加值的GDP占比再度回升
2020年我国M2持续增加,存量达到218.7万亿,是GDP的215%。特别值得关注的是金融业增加值,达到8.4万亿,其GDP占比达8.3%。我国金融业增加值GDP占比的历史高点是2015年,达8.4%,其后随着资管新规和去杠杆,金融增加值占比开始下降,2018年降到7.7%。金融业增加值大幅提升与疫情期间我国采用的相对宽松的宏观政策有关。这个过程中,银行信贷、股票债券融资等都大幅增加,增加了金融部门的GDP占比。
值得提醒,金融的GDP占比高意味着金融的中介成本高,一定要辩证看。
金融行业附加值GDP占比在美国约为7.5%。从对经济增长贡献来看,在过去四十年,中国金融发展速度很快,不少指标已超过美国及其他发达的金融大国水平。但是我们产生一块钱金融资产的平均成本是多少?
按照商业银行创造一块钱贷款发生的平均成本估测,五大行平均约3%。而为中小微企业服务的城商行等中小银行,产生一块钱的金融资产平均成本2014、2015年达到8%、9%,这个成本还是非常高。
从这一角度来说,中国金融已达到相当的规模,中介成本却未能降下来。如何把金融中介成本降下来,这是我们思考中国金融时需重点关注的问题。我们需要的不是“更多”的金融,而是“更好”的金融。
07平衡“发展权”和“碳排放权”
2020年,煤炭消费量仍占能源消费总量的56.8%,可喜的是天然气、水电、核电、风电等清洁能源消费量占能源消费总量提升到了24.3%,全国万元国内生产总值二氧化碳排放下降1.0%。
未来发展中,如何把握“发展权”和“碳排放权”之间的平衡,实现2060“碳中和”(carbon neutrality)目标,技术创新、提升经济发展效率、加大力度改变能源结构是关键。
需要指出,控制碳排放并不能以放弃发展为代价。毕竟我们目前人均GDP只有一万美元,2035年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发展是第一要义。未来一段时间,贯彻新发展理念,结合碳达峰和碳中和目标,不断优化能源结构和产业结构,在保持增长的同时加快碳排放的降速,是工作的另一个重点。
刘俏,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院长、金融学系教授、博士生导师,教育部长江学者特聘教授,国家自然科学基金杰出青年基金获得者,2017年《中国新闻周刊》“影响中国”年度经济学家。刘俏教授在公司金融、实证资产定价、市场微观结构与中国经济研究等方面拥有众多著述,其著作包括《我们热爱的金融——重塑我们这个时代的中国金融》、《从大到伟大2.0 —— 重塑中国高质量发展的微观基础》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