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交大陈方若、潘英丽、何帆等专家出席银行发展论坛，发布《银行产业地图》（最新发布）(2)

中国家庭和企业的债务负担也是相对较重的。2019年年底，中国经济实体部门负债相当于GDP的259%，2020年会超过280%。美国、欧洲和日本分别是254%、262%、381%。美国和欧洲国债大概占GDP的100%，日本占GDP的240%。把国债剔除后，美、日、欧的家庭和企业债务大概是GDP的140%到150%。中国的国债不超过GDP的60%，而家庭和企业债务超过GDP的200%。

潘英丽表示，金融增加值占GDP的比例有重要的指标意义。2006年到2008年，中国金融增加值占GDP的比例超越了欧洲和日本，这个时间窗口是中国金融业市场化最好的时机，但是错失了。现在我们已经成为金融增加值占GDP比例最高的国家。金融业增加值是金融业服务社会经济所收取的费用，反映金融部门的运行成本。金融增加值是金融业占用的社会资源，因为金融业本身并不创造财富，是通过社会资源的优化配置来参与新财富的分配的。

潘英丽表示一直在思考广义利息的起源于哪里。我们国家在发展过程中，理论和实践是有冲突的，我们政府已明确提出要提高老百姓的财产性收入，但是原来马克思的理论说食利者阶级是剥削阶级，所以是有冲突的，解决这个冲突就需要发展马克思的理论。潘英丽认为广义利息的起源，是由家庭储蓄积累，并且以货币和金融资产形式持有的私人资本，实际上对社会生产资本的生产和使用权。金融业的资金融通，使得这种支配和使用权从分散的状态集中起来，并且让更多的社会生产资源从闲置和低效率使用的状态转移到了高效率的生产部门。高效率生产部门在社会资源总量不变的条件下，创造出一个新增的财富，这个新财富就是全社会的剩余价值或者说广义的利息。它在生产部门创造，但却缘起于社会生产资源配置的优化和更有效率的使用。

广义利息的分配由三个利益集团参与。一是家庭，家庭获取财产性收入具有合法性基础。首先家庭是投资的最终委托人；其次，家庭资源的让渡是资源优化配置的前提；再次，社会消费以家庭为单位，而消费是生产的最终目的；最后，消费是生产可持续的前提，特别是随着人口老龄化和人均收入提高以后，财产性收入对消费的贡献会逐渐的上升。二是金融机构，金融机构参与新财富分配的合法性来自其通过金融业高品质的中介服务，实现了社会资源配置的优化。三是创造财富的高效率部门，生产部门应该获得新增财富的重要部分，特别是高新技术产业，还可以获得超额利润，作为新财富分配。

从现在全球范围来看，在体制上需要防范两种情况，一种是借助市场的操纵获取高利润，第二种是借助行政垄断，在没有优化资源配置的情况下，甚至扭曲资源配置情况下，获取巨额的利润。金融的重要性在于促进资源配置的优化，需要在制度上提供相应的保障。

归纳报告的第一部分，从宏观层面的国际比较来看，中国的银行规模相对GDP而言已经世界第一，家庭与企业部门的债务规模相对GDP而言已经世界第一，银行占用社会资源的程度也已经世界第一。

第二部分是银行信贷在行业和地区之间配置状态。银行的资金接近30%是投放在整个金融业内部的，25%是个人贷款，45%是企业贷款。近五年来，企业贷款向个人贷款大约转移了5个百分点的份额，但增加的个人贷款主要是住宅抵押贷款。从家庭负债占可支配收入的比例来看，2019年到了102%，是一个很重要的临界值。美国次贷危机发生的时候，和日本泡沫经济破灭的时候，家庭的贷款也是相当于个人可支配收入的大概100%。从这一点来讲，我国家庭的负债也已经不低了。

企业贷款在产业之间的布局初看很难让人理解。去年6月份，我们的服务业已经占到69%，重工业占21%，建筑5%，轻工业3%。我国服务业真的这么发达，需要银行这么多的贷款吗？服务业的贷款实际上是服务业的融资大部分走在通向房地产投资和基建道路上。我们看服务业内部主要是什么东西？房地产、交运仓储、水利环境，还有给金融业的贷款，还有给租赁和商务的贷款。对租赁和商务业分类进行挖掘后发现，其实里面最大的这块商务，实际上就是地方政府的融资平台。真正的服务业，比如说信息计算机软件业、科学研究、文化娱乐、教育，贷款份额全部都是零点几。

潘英丽分析了不同行业的投资回报率和偿债能力，并将这些指标与行业贷款份额做比较，提示哪些行业的贷款份额过高或扩张过快，哪些行业贷款份额过少或收缩过快。初步分析的结果是，对例如租赁与服务业、房地产、建筑业、金融业以及一些基础设施行业，建议谨慎投放贷款；对于例如制造业、农林牧渔、科学技术、卫生、文体娱乐，建议积极投放贷款。